《社会福利思想》课程教学资源（书籍文献）（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

刘东主编 中国农民经湖 江苏大民出版社

海外中围研究从书 生翦刘菊 总霞划周文相 本书责任编装需顾 中目农民经济 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 美)马运/ 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衣业发展：1890一1949/（类）马若 孟著：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 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 1SBN7-214-02459-4 1,中.Ⅱ.①马.②史.Ⅲ.①农业经济经济史-河北 近代@农业经济经济史1东近代W.F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9180号 书 名中国农民经济一一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一1949 著 者 [美]马若孟 责任编辑周文彬张慕贞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常熟市印刷二厂 本 850×1168毫米1/32 印 张 14.5插页2 印 数 1一5125册 数 360千字 版 次 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1SBN7一214-02459-4/F·571 定 价 20.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 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 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 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 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 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 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 读者逐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 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 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 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 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 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 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 1

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 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 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 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 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 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 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 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 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 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 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 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2

中译本前言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个人对人类知识的科学贡 献在5一10年中就会被修正或被他人的贡献所取代。 《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近三十 年，我相信它的主要观点不仅为西方和中国学术界所 承认，而且并没有得到很大的修正。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首先，中国农村的市场经 济是高度竞争的，因为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以及生 产要素所带来的收入都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竟争力决 定。在这一农村市场经济中，垄断从来没有长期存在 过，对农户的经济剥削也几平不存在。 从晚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北的农业生产 处于商业化过程中，有更多的集镇、乡村和农户依赖发 展中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在这一阶段，农户极大地 加强了使其经济活动适应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程 度，以劳动交换商品和劳务的传统经济衰退了。 第三，在这同一时期，除了偶然发生暴力行动时市 场经济受到破坏以外，那些卷入市场经济的农户的物 质生活水平都有轻微的改善。 第四，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对农民及农村基 础设施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技术以支持农业生产，家庭 农场的产出和生产力本应增长得更快。例如，如果本

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经像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发展和推广 优良作物品种的话，本来是会使产出有明显增长，生活水平有所提 高的。 在农村生活的一个领城，本书研究得很不够：如果出现某种财 产权的再分配，对这些产权有更好的控制和保护，华北农村会有怎 样的发展呢？1950年以来的事实证明，50年代土地改革与其说是 促进不如说是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因为这一改革消 灭了私有财产，从而抑制了刺激工作和革新的动力。然而，台湾在 50年代的土地改革却加强了增加生产、鼓励创新和更有效地使用 资源的动力。 我这本书不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理 论，即华北农村的地权分配状况阻碍了华北农业的近代化发展。 考虑到土地改革能够增进对衣户地权的保护，能够帮助贫农、无地 的家庭和佃农获得地权，就像台湾在50年代所做的那样，我现在 认为我的观点应该修正。这样一种国家政策应该能够帮助华北的 农户更有效地运作，使生产力得到改善，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以出 售。如果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像在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 实行了促进农业技术发展和加强土地所有权的政策，中国的财力 本来会比其现有的水平有更高的增长。 最后一个问题是，支持本书的史料有多大的可靠性？当本书 在美国接受评论时，一些批评家认为其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有太多 的证据来自于日本人做的华北农村调查。而当黄宗智和杜赞奇等 学者利用这同一批日本人的资料做出他们对华北衣村经济与社会 的历史阐述时，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著作新颖独到有开创性。现 在绝大多数史学家都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人做的农村 调查为理解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这一意义上，本书对史料的运用证明是准确的。 我希望这一中译本将会促进中国史学家去考察1950年以前

的北方家庭农场的运作和经营是否与中国其他地方和台湾的情况 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著作会推动研究者修正我 的研究结论，以证实马克斯·韦伯关于为使人类进步，科学著作必 须被新的科学发现所取代的论述。 马若孟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3

致谢 在向那些参与这一研究的人表示谢意时，我认为 叙述一下现在这部著作实际上是怎样写出来的是有益 的。1964年6月，我和我的全家离开香港到了澳大利 亚。我受聘担任三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 经济系的研究员。澳大利亚看起来不大像是研究中国 经济史合适的地方，但我愿意相信这些疑虑不是事实。 我发现堪培拉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地点：安静、绝无骚 扰、有探索新事物的精神。总之，我很高兴遇到了一个 朝气蓬的致力于支持优秀学术研究的机构。 我最初的计划是就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突出问题 写一些论文。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是很困难的，如果 不能先为1949年以前的阶段确定某些适当的坐标，怎 么能够计量这样短的时期中任何形式的经济变化，并 理解其含义呢？还有，如果不理解19世纪中期以后传 统经济对外部冲击做出怎样的反应，又怎能正确评价 新的经济政策的作用呢？ 在列出1880一1949年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的 些课题，并把它们提交系里考虑之后，我开始着手第 篇论文：一个华北村庄的历史研究。以前的中国村庄 研究都是对某个时间点的片断的描述，我希望利用日 本人1939一1943年在河北省进行的村庄调查资料说

明一个村庄自19世纪末以来的演变。在完成初稿后，我开始认识 到这些村庄调查资料的重大意义。我只是极为肤浅地浏览了 遍。它们包含的资料足够写出四五部说明村庄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著作。为什么不把村庄的变化与同一时期华北的发展联系起来 呢？问题现在成为解析性的，并且更具挑战性。看来有必要把村 庄的微观分析和地区性的宏观分析结合在一起，必须对发展中的 城市中心和村庄经济之间的关系加以界定并检验。这是一个适合 于做专题研究的课题，我放弃了论文从头开始。 然而，只有在收集到更多的有关华北的资料并对之检验之后， 才可能做进-一步的研究。感谢我的系主任海因茨·阿恩特教授和 太平洋研究院的董事约翰·克劳福德爵士，我得到了到台湾、日本 和美国出差6个月的经费支持，参观了东京的东洋文库这样的图 Ⅷ书馆，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在回到堪培拉 之后，我用1965年余下的时间写出了初稿。当出现方法论上的问 题时，我的同事戴维M·B·巴特总是毫不迟疑地放下他的工作，给 我以鼓励和忠告。巴特先生后来阅读了我的两次修改稿，不断地 督促我校订和澄清内容。我也得到了我的研究助手玛丽·维尔·霜 内女士的帮助，她制作了统计附录中有关中国农情统计的难度极 大的统计表。 这部著作的初稿分送给了台湾、香港、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学 者们。到1966年年中，从各地的学者们如新亚学院的全汉升、一 桥大学的村松佑次、斯坦福大学的施坚雅、哈佛大学的德怀特·珀 金斯、匹兹堡大学的C.K、杨，还有当时在伦敦的仁井田升等人那 里得到了有益的批评意见。 A.V.恰亚诺夫的《农民农场组织)就在那时翻译并出版。 ·丹尼尔索纳、巴西勒克尔布莱、RE.F.史峦斯编：(AV.恰亚诺夫的农民经 济理论)（霜姆伍德，理查德·欧文有限公司，1966年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