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思想》课程教学资源（书籍文献）景军《神堂记忆》

神堂记忆 景军

1 神堂记忆 景军

说明 《神堂记忆》是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所完成的博士论 文。具体的完成时间是1994夏天。经过修改，这篇论文（英 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在1996年出版。虽然我非常希望将 这个人类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但多重原因使得该计划到 日前为止尚未实现。在过去的8年内，不断有学者和学生表 示阅读此书中译本的希望。考虑了很久，我决定将全文刊载 在我的网页上，作为一个“征求修改意见著作”使用。 2

2 说明 《神堂记忆》是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所完成的博士论 文。具体的完成时间是 1994 夏天。经过修改，这篇论文（英 文）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在 1996 年出版。虽然我非常希望将 这个人类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但多重原因使得该计划到 目前为止尚未实现。在过去的 8 年内，不断有学者和学生表 示阅读此书中译本的希望。考虑了很久，我决定将全文刊载 在我的网页上，作为一个“征求修改意见著作”使用

⑨ 谢 我对屈佑天(James L Watson)先生的感激难以言传。屈教授是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 的导师，是他最先鼓励我到中国的西北去研究社会记忆何题。同时，我也深深感激哈佛的张 光直(K.C.Chang)教授和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张先生豪爽的幽默感和乐观 主义普不止一次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凯博文先生的渊博和卓见令我收益非浅。 另外，我在哈佛的学术之旅之所以那么妙趣横生、收获丰富，也多靠了其他老师的鼓励， 这当中，特别是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肯尼斯·乔治(Kenneth George 麦克尔·赫装菲尔德、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ek MacFaqu 大卫·梅伯利-路易斯(David Maybury-Lewis)、撒利·莫尔(Sally Moore入、保琳·彼得 斯(Pauline Peters)、帕克尔·西普顿(Parker Shipton、入斯坦利·汤拜亚(Stanley Tambiah)、 华曲若壁(Rubie Watson、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罗宾·叶茨(Robin Yates)。他 们是负责任的教员和有成就的学者，富于理解地倾听我的研究汇报，给予无私的指导。在我 的心中，他们有着特殊的位置 很多人在阅读了部分手稿或候所了我的设想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其价值无法衡量 我难以回报他们之所赐。我需要特别提出鸣谢的有耶鲁大学的萧凤霞(Helen Siu)、波士顿 大学的魏勒(Robert Weller)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阁云翔。当写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 的时候，几位朋友提供了物质和感情上的支持。其中包括朴相美(Sangmee bak)、玛利斯吉 利特(Maris Gillette、利达·荣汉斯(Lida Junghans)、马太·科尔曼(Matthew Kohrman) 卢启文和王道赛 很多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提供了使本研究得以实现的“铁饭碗”。1989年夏天，北京大学 社会学研究所给我第一次在中国西北做研究的机会。1991年，一项支持夏季研究的麦伦 (Mellon)奖学金使我得以从美国前往中国的甘肃省。1991年，皮波第成果(Peabody Merit) 奖学会支持我做了一学期的论文前研究。199)年。一项外语与地风研究奖学金支持我在甘 肃进行档案研究和方言训到 9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支持人类学研究的温那一格 林(Wenner-Grcn)基金资助了我在992年的田野工作。又一项麦伦奖学金资助了我1993 年在台湾进行的档案研究，在台时受到中研院的李亦园、庄英章、王道变三位先生的关照， 并由他们安排对孔德成先生的采访。伍得罗·威尔迅(Woodrow Wilson)基金会提供的夏洛 特W纽唐波(Charlotte w Newcombe)博十论文奖学金资助了我的论文写作。对于所有这 些机构和人物提供的支持，我感激不尽 在论文修改的关键时刻，哥伦比亚大学的孔迈隆(Myron Cohen)教授仔细阅读了手稿 他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建议，对于论文的提高很有帮助，我十分感谢。对于我的责任编辑、斯 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玛利尔·贝尔(Muriel Be)女士，我也感激不尽。她的热情支持和编辑 肆议伴随我走过了写作的最后阶段。 对于我的父母景瑞银和李蕴璞，我致以特殊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的信念。我最 深切的感激给予我的妻子 毛珍妮(Jeanne Moore) ，她扩延了我对人类同情的心灵边界 特别需要感谢者还包括苏阳、王亚雄、王卫民、杨念群、王甘、那红、吴江七名同事利 朋友：我在甘肃的研究得到了他（她）们的直接支持。 最应受鸣谢的人们是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大川村的干部和老百姓。大川人的合作使我顺 利完成了田野调查。在此尤其要感谢机庆因、孔庆堝、几繁闲几L祥伺、几祥圆、几令 园令通、孔繁钓、孔繁恩、孔祥彦、孔祥国、孔祥兰 孔维科、孔令玉 孔焕德 繁苗，孔令玉一家、以及当时的村支书和村长对我的关怀照顾。这些人，还有大川的其他村 民，才是本书名副其实的撰写者。 3

3 鸣 谢 我对屈佑天（James L.Watson）先生的感激难以言传。屈教授是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 的导师。是他最先鼓励我到中国的西北去研究社会记忆问题。同时，我也深深感激哈佛的张 光直（K.C.Chang）教授和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张先生豪爽的幽默感和乐观 主义曾不止一次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凯博文先生的渊博和卓见令我收益非浅。 另外，我在哈佛的学术之旅之所以那么妙趣横生、收获丰富，也多靠了其他老师的鼓励。 这当中，特别是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 肯尼斯·乔治（Kenneth George）、 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quhar）、 大卫·梅伯利－路易斯（David Maybury-Lewis）、 撒利·莫尔（Sally Moore）、保琳·彼得 斯（Pauline Peters）、帕克尔·西普顿（Parker Shipton）、斯坦利·汤拜亚（Stanley Tambiah）、 华曲若壁（Rubie Watson）、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罗宾·叶茨（ Robin Yates）。他 们是负责任的教员和有成就的学者，富于理解地倾听我的研究汇报，给予无私的指导。在我 的心中，他们有着特殊的位置。 很多人在阅读了部分手稿或倾听了我的设想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其价值无法衡量， 我难以回报他们之所赐。我需要特别提出鸣谢的有耶鲁大学的萧凤霞（Helen Siu）、波士顿 大学的魏勒（Robert Weller）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阎云翔。当写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 的时候，几位朋友提供了物质和感情上的支持。其中包括朴相美（Sangmee Bak）、玛利斯·吉 利特（Maris Gillette）、利达·荣汉斯（Lida Junghans）、马太·科尔曼（Matthew Kohrman）、 卢启文和王道寰。 很多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提供了使本研究得以实现的“铁饭碗”。1989 年夏天，北京大学 社会学研究所给我第一次在中国西北做研究的机会。1991 年，一项支持夏季研究的麦伦 （Mellon）奖学金使我得以从美国前往中国的甘肃省。1991 年，皮波第成果（Peabody Merit） 奖学金支持我做了一学期的论文前研究。1992 年，一项外语与地区研究奖学金支持我在甘 肃进行档案研究和方言训练。1992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支持人类学研究的温那－格 林（Wenner-Gren）基金资助了我在 1992 年的田野工作。又一项麦伦奖学金资助了我 1993 年在台湾进行的档案研究，在台时受到中研院的李亦园、庄英章、王道寰三位先生的关照， 并由他们安排对孔德成先生的采访。伍得罗·威尔迅（Woodrow Wilson）基金会提供的夏洛 特 W. 纽康波（Charlotte W.Newcombe）博士论文奖学金资助了我的论文写作。对于所有这 些机构和人物提供的支持，我感激不尽。 在论文修改的关键时刻，哥伦比亚大学的孔迈隆（Myron Cohen）教授仔细阅读了手稿。 他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建议，对于论文的提高很有帮助，我十分感谢。对于我的责任编辑、斯 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玛利尔·贝尔（Muriel Bell）女士，我也感激不尽。她的热情支持和编辑 建议伴随我走过了写作的最后阶段。 对于我的父母景瑞银和李蕴璞，我致以特殊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的信念。我最 深切的感激给予我的妻子毛珍妮（Jeanne Moore） ，她扩延了我对人类同情的心灵边界。 特别需要感谢者还包括苏阳、王亚雄、王卫民、杨念群、王甘、那红、吴江七名同事和 朋友；我在甘肃的研究得到了他（她）们的直接支持。 最应受鸣谢的人们是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大川村的干部和老百姓。大川人的合作使我顺 利完成了田野调查。在此尤其要感谢孔庆达 、孔庆培、孔繁荣、孔祥信、孔祥贤、孔令 瑞、孔令述、孔繁钧、孔繁恩、孔祥彦、孔祥国、孔祥兰、孔维科、孔令玉、孔焕德、孔 繁苗，孔令玉一家、以及当时的村支书和村长对我的关怀照顾。这些人，还有大川的其他村 民，才是本书名副其实的撰写者

附录 桑格瑞书评 (载于The Joumal of Asian Studies,1998.1) 景军对西北甘肃省大川村重建孔庙一事的研究，形成了有关改革后中国人类学田野志中 的最佳著作之一。大川是由姓孔的人左右的村庄，他们将自己的来源派生直接追溯到孔子。 解放前，大川孔庙是大川及附近22个村庄共达两万人祖先崇拜的中心。景军从他所提出的 “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记述大川的近期历史并展现人们如何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 该书的主线是毛泽东时代庙宇及其祖先崇拜的凌迟，包括1961年修大型电站期向村庄 被淹时的移民经历，合作化运动，以及家族领袖所造受的迫害。简而言之，共产党试图以激 进手段重构中国而导致对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压制和打击，这早已是人们熟知的问题。该 书的另一主线一一改革后各类制度非同凡响的复苏，尤其是孔庙的修复一 -也多少令人感到 熟谙。景军著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对细节的把握，在于他不仅写出了原来地方社会各类互 联形态的复兴，而且还点明了大川人在面临新的桃战时对这些形式的创造性转化。作者对树 念的运用相当老练，同时没有故弄玄虚去掉书袋而使作品减色。该书对中国基层的变迁和连 续的叙述，应属于可读性最强又是章节安排最聪明的同类书籍之一，而且可能在学生选修研 究中国社会的初级班和高级班读书大纲上占一席之地。 由于大川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孔庙，这使村庄显得十分特殊。但正如景军所述，相似的 民间宗教与仪式重构（以各地不同的方式）业已遍布中国大陆。作者认为这一事实要追根于 “东方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中越来越明显的身份观念、自发的社会团体、社区的自治等是紧密 相关的”。就大川村而言，这种地方性的重现同村民要求政府追加对1961年水库移民的赔偿 和村内孔子崇拜的复兴有直接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毛时期上台的村干部被由更年轻的地方 领袖原来曾受打击的“族老”所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 山东曲阜当然是孔子崇拜最有名气的中心 那里是圣人故里与帝国时代举行国祭的场 所。民国时期，曲阜传统的岁时祭享变为孔子诞辰的典礼，景军对这一变化的叙述极为生动。 在这个动力相似的情况之下，曲阜的“宗族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在其官封祭田制可能丧 失的时候，毅然决定承认散居外地的孔氏具有孔子后裔身份，这包括了大川孔氏。反过来， 大川氏也得到曲阜的认同面声望倍增 这些事件构成了景军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包括族谱和仪式在群体构成和意识合法化过 程中的功能。这些章节的分析极为精辟。例如，大川孔氏重建孔庙之时决定编一本仪式手册， 这本于1991年完成的手册的特点是“其中丰富的历史材料、很正式的文风、深奥难懂的语 言，以及仪式器具的复杂名称”。它不仅成为指导仪式的蓝本，更重要的是通过神秘过去的 铝越性领域建立庙宇和典礼的权威性。正如景军所说，“一种古剂和神圣的语言，与什俗仙 界区分开暗示了仪式和仪式词汇是忠诚地从远古继承下来的 因而象征了正统和权威。”景 又马上指出，复古性的种种说法实际上由有意回避了仪式手册（在回忆和仿效古风的基础 上编成)与庙字仪式中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内容。 大川孔子崇拜恢复中最有创新性的内容莫过于将有排他性的祖先崇拜演化为对所有村 民开放的仪式。事实上，该社区中的两分性（孔姓和杂姓）在仪式的双层结构中明显展示。 夜祭仍是孔氏：午祭对外开放。特别令人产生兴趣的是景军如下 个君法“引家人在为 塑像的时候 的祖先变成了 一个非祖先性的神灵。 景 另外找 式的 外开放也引发了对崇拜的不通解释，因而产生“突然表现出很投入的行为，以至偏离了固定 的仪式结构。”神灵附体和个人与超自然力量相动的人体特异反应一一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中国式折祷的各种形式一一全部在此出现。正象中国政府放松政策后出现的地方宗教和地方 4

4 附录 桑 格 瑞 书 评* （载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8.1） 景军对西北甘肃省大川村重建孔庙一事的研究，形成了有关改革后中国人类学田野志中 的最佳著作之一。大川是由姓孔的人左右的村庄，他们将自己的来源派生直接追溯到孔子。 解放前，大川孔庙是大川及附近 22 个村庄共达两万人祖先崇拜的中心。景军从他所提出的 “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记述大川的近期历史并展现人们如何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 该书的主线是毛泽东时代庙宇及其祖先崇拜的凌迟，包括 1961 年修大型电站期间村庄 被淹时的移民经历，合作化运动，以及家族领袖所遭受的迫害。简而言之，共产党试图以激 进手段重构中国而导致对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压制和打击，这早已是人们熟知的问题。该 书的另一主线――改革后各类制度非同凡响的复苏，尤其是孔庙的修复——也多少令人感到 熟谙。景军著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对细节的把握，在于他不仅写出了原来地方社会各类互 联形态的复兴，而且还点明了大川人在面临新的挑战时对这些形式的创造性转化。作者对概 念的运用相当老练，同时没有故弄玄虚去掉书袋而使作品减色。该书对中国基层的变迁和连 续的叙述，应属于可读性最强又是章节安排最聪明的同类书籍之一，而且可能在学生选修研 究中国社会的初级班和高级班读书大纲上占一席之地。 由于大川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孔庙，这使村庄显得十分特殊。但正如景军所述，相似的 民间宗教与仪式重构（以各地不同的方式）业已遍布中国大陆。作者认为这一事实要追根于 “东方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中越来越明显的身份观念、自发的社会团体、社区的自治等是紧密 相关的”。就大川村而言，这种地方性的重现同村民要求政府追加对 1961 年水库移民的赔偿 和村内孔子崇拜的复兴有直接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毛时期上台的村干部被由更年轻的地方 领袖原来曾受打击的“族老”所形成的联盟取而代之。 山东曲阜当然是孔子崇拜最有名气的中心，那里是圣人故里与帝国时代举行国祭的场 所。民国时期，曲阜传统的岁时祭享变为孔子诞辰的典礼，景军对这一变化的叙述极为生动。 在这个动力相似的情况之下，曲阜的“宗族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在其官封祭田制可能丧 失的时候，毅然决定承认散居外地的孔氏具有孔子后裔身份，这包括了大川孔氏。反过来， 大川孔氏也得到曲阜的认同而声望倍增。 这些事件构成了景军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包括族谱和仪式在群体构成和意识合法化过 程中的功能。这些章节的分析极为精辟。例如，大川孔氏重建孔庙之时决定编一本仪式手册， 这本于 1991 年完成的手册的特点是“其中丰富的历史材料、很正式的文风、深奥难懂的语 言，以及仪式器具的复杂名称”。它不仅成为指导仪式的蓝本，更重要的是通过神秘过去的 超越性领域建立庙宇和典礼的权威性。正如景军所说，“一种古奥和神圣的语言，与世俗世 界区分开暗示了仪式和仪式词汇是忠诚地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因而象征了正统和权威。”景 军又马上指出，复古性的种种说法实际上由有意回避了仪式手册（在回忆和仿效古风的基础 上编成）与庙宇仪式中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内容。 大川孔子崇拜恢复中最有创新性的内容莫过于将有排他性的祖先崇拜演化为对所有村 民开放的仪式。事实上，该社区中的两分性（孔姓和杂姓）在仪式的双层结构中明显展示。 夜祭仍是孔氏；午祭对外开放。特别令人产生兴趣的是景军如下一个看法“孔家人在为孔子 塑像的时候，无意中把他们的祖先变成了一个非祖先性的神灵。”景军另外指出，仪式的对 外开放也引发了对崇拜的不通解释，因而产生“突然表现出很投入的行为，以至偏离了固定 的仪式结构。”神灵附体和个人与超自然力量相动的人体特异反应——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中国式祈祷的各种形式——全部在此出现。正象中国政府放松政策后出现的地方宗教和地方

意识的回潮一样，大川的庙管会也可能越来越难控制甚至在本地人们中不同析祷者对仪式的 不同理解。 景军还注意到，1905年族谱的作者如何将孔氏来到西北与元人合作的细节略过，他指 出：1905年族谱和1991年仪式书的编纂者都是想形成历史感，而对重构历史事实没多大兴 趣。这些编者通过把不利于祖先名声的一些史实进行朋除、回避以及改动，制造出一个种话 说他们孔家的共同始租不仅是个爱国者，而且是祥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在这里和在全书 中 绿军既没有认为人 一般概念中的历史（即把历史看作对真实事件的叙述 无关紧罗 同时也没有认为仪式等传统可以仅仅由于其明显的、有当代社会效益和作用等特点而被视为 带有功利性的捏造。正相反，他认为一一请注意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精彩地被展开的观点 一了解史实一方面要注意人们利用历史和传统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 清创新性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历史和传统就是虚设的或无效的。事实上，大川川孔氏对历史与传 统所做的有选择和创新性的利用也许恰恰就是他们本地文化和广义上的地方文化中原有的 特点，如果这样看，文化就不是 个在时空上被钉住不变的、超验的象征体系，而是一系列 为适应环境变迁而产生出处于进程之中又在不断转化的实践。 桑格瑞(Steven Sangren),美国康耐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5 意识的回潮一样，大川的庙管会也可能越来越难控制甚至在本地人们中不同祈祷者对仪式的 不同理解。 景军还注意到，1905 年族谱的作者如何将孔氏来到西北与元人合作的细节略过，他指 出：1905 年族谱和 1991 年仪式书的编纂者都是想形成历史感，而对重构历史事实没多大兴 趣。这些编者通过把不利于祖先名声的一些史实进行删除、回避以及改动，制造出一个神话， 说他们孔家的共同始祖不仅是个爱国者，而且是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在这里和在全书 中，景军既没有认为人们一般概念中的历史（即把历史看作对真实事件的叙述）无关紧要， 同时也没有认为仪式等传统可以仅仅由于其明显的、有当代社会效益和作用等特点而被视为 带有功利性的捏造。正相反，他认为——请注意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精彩地被展开的观点 ——了解史实一方面要注意人们利用历史和传统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认 清创新性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历史和传统就是虚设的或无效的。事实上，大川孔氏对历史与传 统所做的有选择和创新性的利用也许恰恰就是他们本地文化和广义上的地方文化中原有的 特点，如果这样看，文化就不是一个在时空上被钉住不变的、超验的象征体系，而是一系列 为适应环境变迁而产生出处于进程之中又在不断转化的实践。 桑格瑞（Steven Sangren），美国康耐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第一章 导言：一项对社会记亿的研究 夷平的村庄 大川村的孔家人不会完记三十名年前村段庄散、天崩地裂的那个冬天。那是1960年发 生的事情。当时在大跃进中，政府雄心勃勃地要上 一项水利工程，宜布在秋后他们要从家 乡迁走，为一座水电站和水库让路。大川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先是忽视，后来又抵制了这 规划。要知道，孔家人作为孔圣人的后裔，他们如何能舍弃世代厮守的邱墟田园？并且， 正如其中一人所说，如此浩浩荡荡的黄河又怎么可能“拦腰斩断”？一 一而在此前，很多中 关工程师又己经在修电站这件事上受挫。？ 岁月缓缓流逝，最后期限终于到来，孔家人仍然安居若素。结果，在十二月 ,个塞冷的 夜晚，民兵来了，强迫人们编队离开。他们的第一批目标是没有壮小伙子的家庭。老太太们 呼天地，凯在炕上死也不走。她们被强行架走了。房梁被套上绳索，用端子拉塌。破晓时分 恐慌中的人们开始自己拆房子，为的是能抢下一些有用的建筑材料，以便另建居所。他们匆 匆忙忙地掘开父亲、祖父与亲戚的坟墓，慌慌张张地将他们的尸骨装进水泥袋子，或别的什 么容器，以便在较高的地方重新安葬，而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当地的的传统。多年之后， 位老人回忆说 “没有时间顾那么多了。”他们也没有力量挽救更久远的祖坟：不久，现代中 国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又席卷而来，这更加制了迁居带来的创伤。 在缺衣少食又担惊受怕的情况中，一半的村民开始在附近的村庄定居，另外的人们则爬 上了不远的山坡地。1961年3月，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在大川的下游被截断了，一座57米 高的大坝拔地而起.阻挡了它的滚滚激流。按照计别，河水被迫向侧流，在大坝后面建一座 大坝水门关闭四十八小时之后，大川的大部分就被淹没，永远消失在水库的一片汪洋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村庄的毁灭是孔家人一系列的悲剧中的一个核心事件。1949年前， 孔家在当地占有统治地位。无论从地位上，还是从姓名上，他们都体现了新政权号称要取代 的旧秩序。在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孔氏宗族都被当作旧中国的残余，遗到了残酷 打击。这以1973-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为最高潮。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若政治控制 的逐渐放松，孔家的 一些人才重新拾起头来，开始了某种修补以至疗救的工作 我是在199年夏天与孔家人走到了一起。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做水库衫 民研究，项目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费先生以前曾建议将西北水利规划导 致的移民的长期后果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事实上，所里最初的调查成果已经在长江三峡工程 论争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当时，学校无法正常运行，先是学生果课。随即讲入政治混乱，我 的朋友们自顾不暇 我也就无心呆在北京了。于是，我们中的几个人决定继续水库移民这项 课题。在1989年6月，我同另外一个研究者和两个研究生西进甘肃，第一次接触了大川的 孔家人。最初，我只是把这当成一个短期研究，主要是针对水库移民安置问题的。但是，后 来我开始了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计划，于是重返大川，在那里渡过了1991年的夏天， 这个大圳 为盐峡水电 (见永靖县 九公室 1992 关于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见第三章的讨论。 6

6 第一章 导言：一项对社会记忆的研究 夷平的村庄 大川村的孔家人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村毁庄散、天崩地裂的那个冬天。那是 1960 年发 生的事情。当时在大跃进中，政府雄心勃勃地要上马一项水利工程，宣布在秋后他们要从家 乡迁走，为一座水电站和水库让路。大川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先是忽视，后来又抵制了这一 规划。1要知道，孔家人作为孔圣人的后裔，他们如何能舍弃世代厮守的邱墟田园？并且， 正如其中一人所说，如此浩浩荡荡的黄河又怎么可能“拦腰斩断”？——而在此前，很多中 美工程师又已经在修电站这件事上受挫。2 岁月缓缓流逝，最后期限终于到来，孔家人仍然安居若素。结果，在十二月一个寒冷的 夜晚，民兵来了，强迫人们编队离开。他们的第一批目标是没有壮小伙子的家庭。老太太们 呼天地，趴在炕上死也不走。她们被强行架走了。房梁被套上绳索，用骡子拉塌。破晓时分， 恐慌中的人们开始自己拆房子，为的是能抢下一些有用的建筑材料，以便另建居所。他们匆 匆忙忙地掘开父亲、祖父与亲戚的坟墓，慌慌张张地将他们的尸骨装进水泥袋子，或别的什 么容器，以便在较高的地方重新安葬，而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当地的的传统。多年之后，一 位老人回忆说：“没有时间顾那么多了。”他们也没有力量挽救更久远的祖坟；不久，现代中 国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又席卷而来，这更加剧了迁居带来的创伤。3 在缺衣少食又担惊受怕的情况中，一半的村民开始在附近的村庄定居，另外的人们则爬 上了不远的山坡地。1961 年 3 月，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在大川的下游被截断了，一座 57 米 高的大坝拔地而起，阻挡了它的滚滚激流。按照计划，河水被迫向侧流，在大坝后面建一座 水库。大坝水门关闭四十八小时之后，大川的大部分就被淹没，永远消失在水库的一片汪洋 之下。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村庄的毁灭是孔家人一系列的悲剧中的一个核心事件。1949 年前， 孔家在当地占有统治地位。无论从地位上，还是从姓名上，他们都体现了新政权号称要取代 的旧秩序。在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孔氏宗族都被当作旧中国的残余，遭到了残酷 打击。这以 1973-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为最高潮。4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政治控制 的逐渐放松，孔家的一些人才重新抬起头来，开始了某种修补以至疗救的工作。 我是在 1989 年夏天与孔家人走到了一起。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做水库移 民研究，项目指导老师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费先生以前曾建议将西北水利规划导 致的移民的长期后果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事实上，所里最初的调查成果已经在长江三峡工程 论争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当时，学校无法正常运行，先是学生罢课，随即进入政治混乱，我 的朋友们自顾不暇，我也就无心呆在北京了。于是，我们中的几个人决定继续水库移民这项 课题。在 1989 年 6 月，我同另外一个研究者和两个研究生西进甘肃，第一次接触了大川的 孔家人。最初，我只是把这当成一个短期研究，主要是针对水库移民安置问题的。但是，后 来我开始了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研究计划，于是重返大川，在那里渡过了 1991 年的夏天， 1 这个大坝工程被称为盐锅峡水电站，大约在它上马的同时，河南境内黄河下游一个叫三门峡的大坝也开 始建设。这些是在黄河上建设的第一批水电和多用途大坝（见 Greer 1979 ； 王卫民 1989）。 2 1945 年，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由中美水利专家组成的联合小组来考察若干个地点，这是在黄河沿岸建设 现代大坝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考察的地点中包括大川附近的一个点。1946 年，由于国共全面内战的爆 发，这个计划无法实现了（见 永靖县志办公室 1992 ： 16 卷 8 页）。 3 大跃进（1958-61）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饥荒，席卷了整个中国，夺去了二千到三千万人的生命（见 Kane 1988）。 4 关于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见第三章的讨论

1992年的八个月我在该村蹲点调查，又在1993和1995年作了短期停留。在反复几次的调 查中，我不仅仅了解了有关移民安置问题的情况，而且调查了当时当地生活中的其它方面 以及毛泽东之后村民的生活状况 回想起来，1989年的远足第一次使我进入学者们所谓的“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 问题领域的田野研究。社会记忆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考察群体需求与集体利益对个人记忆的 总体框架和其体内容的动态影响。我们在下文会看到，大川是这类研究的理想场所。 田野工作地点 大川村位于甘肃省会兰州西南方八十公里左右。从中国地图上看，甘肃是一个狭长的条 带，陕西在东，四川在南，新疆在西，青藏高原在西南，宁夏和内蒙古在北。也就是说，甘 肃形成了一个走席，将中国腹地同中亚地区连接起来，它西面的中亚是一块广阔的地域，散 居者藏族人、维吾尔人、回族人，以及其它许多族群。几百年来，中央政府要想控制西北边 必须依靠甘肃这个咽喉要地 明白了甘肃的战略地位，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的省会在公元前86年它的省会是 个军事哨所。到公元581年，这个晴所变成了一个那府所在地。今天的兰州位于兰山与黄河 之间，形成一个漏斗状的城市。它的商业中心在北部，工业区在南部，两者之间有一条十公 甲左右的公路连接。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兰州 一直是商旅经行的要冲 大战之后，铁路和公路把它同新 疆、青海和内蒙连接起来。还有一条铁路通向青海的一个重镇，那里是前往拉萨的客货汽车 的必经之地。在1948年，兰州城有160,000居民，而今人口已逾两百万。 1949年解放以后，迅速的工业化使兰州成为中国西北部的第二大工业中心，仅次于西 安。从一开始，它的工业发展就强调省内的矿产资源，主要发展重工业。这种倾向也成为省 内较小城市工业的发展模式。省内有丰富的煤和铁资源，这为甘肃的钢铁工业奠定了基础， 动的 铁工业主要 钢合金和 诸量 富的 锌等金屈，因而可以发展其它的一些金属工业。这些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得益于黄河上游的大 坝和发电厂的建设。 1992年，在甘肃的两千万人▣当中，有65%以上住在乡下。1984年，甘肃省农村人口 的年人均收入是中国最低的 只221元.而全国的年人均收入知是356元(Vorld bank )。九十年代前期，它的农村人口仍然是全国最穷的 国家统计局 1992,1993a 这种持续的贫困很大程度上米自于甘肃的自然条件：生长期短 土壤侵蚀严重 这种贫困和社会条件也有关。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甘肃遭受了官府的腐败、残酷的兵役 民族冲突，以及几乎无休无止的战争（见Ekvall1938:64-69，Lipman1980,1984: 285.316,1990：65-86:Pev1983:35582)。1958年到1981年期间，在集体农业体 制下，森林砍伐、人口迁移、疯狂的耕地扩展，以及大型水电项目的兴建 都加了甘击空 态环境的恶 (Greer I979景车 1989Smi 1984：10-61， 卫民1989)。从 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个省成为中央扶贫款的主要发放对象之一。 大川村概况 黄河从青藏高原上奔涌而 ,切出了一个S形的峡谷，大川村 一就位于铁谷的本县花的民文集中在I91年建的水冻和座致清的山秋之向p2年酯 项人口普查表明，村中有3,310居民，638个居民户。大川多数居民主要靠农业为生： 主要作物是小麦、玉米和马铃薯。但水库建设和人口增长使村中的人均耕地降为0.6亩。耕

7 1992 年的八个月我在该村蹲点调查，又在 1993 和 1995 年作了短期停留。在反复几次的调 查中，我不仅仅了解了有关移民安置问题的情况，而且调查了当时当地生活中的其它方面， 以及毛泽东之后村民的生活状况。 回想起来，1989 年的远足第一次使我进入学者们所谓的“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 问题领域的田野研究。社会记忆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考察群体需求与集体利益对个人记忆的 总体框架和具体内容的动态影响。我们在下文会看到，大川是这类研究的理想场所。 田野工作地点 大川村位于甘肃省会兰州西南方八十公里左右。从中国地图上看，甘肃是一个狭长的条 带，陕西在东，四川在南，新疆在西，青藏高原在西南，宁夏和内蒙古在北。也就是说，甘 肃形成了一个走廊，将中国腹地同中亚地区连接起来，它西面的中亚是一块广阔的地域，散 居着藏族人、维吾尔人、回族人，以及其它许多族群。几百年来，中央政府要想控制西北边 陲，必须依靠甘肃这个咽喉要地。 明白了甘肃的战略地位，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的省会在公元前 86 年它的省会是一 个军事哨所。到公元 581 年，这个哨所变成了一个郡府所在地。今天的兰州位于兰山与黄河 之间，形成一个漏斗状的城市。它的商业中心在北部，工业区在南部，两者之间有一条十公 里左右的公路连接。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兰州一直是商旅经行的要冲。大战之后，铁路和公路把它同新 疆、青海和内蒙连接起来。还有一条铁路通向青海的一个重镇，那里是前往拉萨的客货汽车 的必经之地。在 1948 年，兰州城有 160，000 居民，而今人口已逾两百万。 1949 年解放以后，迅速的工业化使兰州成为中国西北部的第二大工业中心，仅次于西 安。从一开始，它的工业发展就强调省内的矿产资源，主要发展重工业。这种倾向也成为省 内较小城市工业的发展模式。省内有丰富的煤和铁资源，这为甘肃的钢铁工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的钢铁工业主要生产生铁、钢、钢合金和硅铁制品。这里还有储量丰富的铜、镍、铅、 锌等金属，因而可以发展其它的一些金属工业。这些重工业项目的发展得益于黄河上游的大 坝和发电厂的建设。 1992 年，在甘肃的两千万人口当中，有 65%以上住在乡下。1984 年，甘肃省农村人口 的年人均收入是中国最低的——只有 221 元，而全国的 年人均收入却是 356 元（World Bank 1988：1 ）。九十年代前期，它的农村人口仍然是全国最穷的（国家统计局 1992，1993a）。 这种持续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甘肃的自然条件：生长期短，降水 量少，土壤侵蚀严重。 这种贫困和社会条件也有关。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甘肃遭受了官府的腐败、残酷的兵役、 民族冲突，以及几乎无休无止的战争（见 Ekvall 1938 ：64-69 ，Lipman 1980 ，1984 ： 285-316 ，1990 ：65-86 ；Perry 1983 ：355-82）。1958 年到 1981 年期间，在集体农业体 制下，森林砍伐、人口迁移、疯狂的耕地扩展，以及大型水电项目的兴建，都加剧了甘肃省 生态环境的恶化（Greer 1979 ；景军 1989 ；Smil 1984 ：10-61 ， 王卫民 1989）。从八 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个省成为中央扶贫款的主要发放对象之一。 大川村概况 大川村为永靖县所辖。黄河从青藏高原上奔涌而下，切出了一个 S 形的峡谷，大川村 就位于峡谷的中部。它的居民区集中在 1961 年建的水库和一座贫瘠的山脉之间。1992 年的 一项人口普查表明，村中有 3，310 居民，638 个居民户。大川多数居民主要靠农业为生； 主要作物是小麦、玉米和马铃薯。但水库建设和人口增长使村中的人均耕地降为 0.6 亩。耕

地数量实在有限，这使得村民们不可能仅靠农业满足基本需求。 但由于该村村民们总是季节性地到城里或国有建筑工地寻找工作，大川还是比周围的其 从八十年代初期到1992年 当地人在水库边上的盐湖里挖出了 个 塘。这些鱼塘和外出打工 一起，成为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虽然如此，村子还是极度贫困 我在1993年9月再到大川时，当地家庭中大约有40%还处在永靖县规定的官方贫困线以下。 这个贫困线是年人均收入300至400元，按当年的汇率算，合50至60美元。 从外观上看，大川和甘肃一带的其它村庄沿什么两样。典利的居所位于院子里，四面 一律朝南，两侧是东西厢房。建筑大多由土坯墙和木柱建成，上面的单面屋项 是模学和对的上致痛面风，打 路两边和麦田之 种满了白杨。院子里或菜园里种着苹果和梨树。198】年分田到户以来，大川的一个重要成 就就是绿化得很好。1992年，村中每户平均种活了200棵树，全部归个人所有。 当地的家族结构 大川的人际关系与血缘和婚姻紧密相连。虽说它并不是一个单姓村，但在1992年， 中85%的家庭姓孔。此外还有16个其它的姓。除去一个姓李的家族比孔家来大川早以外， 其它姓氏大多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战争或饥荒逃难来的。1992年，外姓人家的 娘妇中有四分之一姓孔。 大曾经是大想驾相活动的一个中心，1992年，永洁整个氏家族大约有两 人 这些孔家人把 先追溯到 大百年前，他们有位 东出生的祖先 来到收东在是健州报限，风守全园孔民京的哈：这个点族以子家角 海省份山东的曲阜为渊源。永靖孔氏虽自称属于孔子世家的一支，但直到1937年，才得到 曲阜孔氏宗族会中的族老们认可。那时侯，曲阜要把《孔子世家谱》续到当时，不仅要包括 曲卓的孔家，而且要包括进散布在全国的孔氏。5虽然他们得到曲阜的认可很晚，但大川及 附近村庄的孔氏 直用三种方法确认自己为孔子的后裔 部小心收藏的族 一整套 祭祖仪式，以及为纪念孔子修的一座庙 大约在1500年，最初生活在兰州附近一个村庄的一群孔家人来到了大川。率领这群人 的是兄弟四人，死后莽在大川，所以永靖的孔氏就把大川称为“老庄”。从历史的角度看， 永请孔氏的社会组织形成了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谓的“高层家族”(？ )H Baker 1979 67-70:Freed man 1966 ,19-21J.Wa n1082 6089).这个家族 的核 是大川的孔庙 共有的地产 固定的场所 家 的成员在其中完成统一的仪式。在政治运动的打击下，这个跨村家族的制度框架被打破了， 但我们会看到，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复苏也是很明显的。 永靖县山谷中的孔氏由于将自己的历史追潮到始来此地并死葬大川的四兄弟，他们的家 被分为了四个支， 俗称“四门”。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压力，以及水库的修建迫使很多 孔家人从大川搬到了其它地方 但在迁居后 的大川，我们还是可以见到代表所有四门的 而在另外22个村庄的孔氏大多出自原居大川的一到两个门。 在1937 六诺当 外地 几乎遍布中国的每个省。（见孔德成1937）

8 地数量实在有限，这使得村民们不可能仅靠农业满足基本需求。 但由于该村村民们总是季节性地到城里或国有建筑工地寻找工作，大川还是比周围的其 它村庄富裕一些。从八十年代初期到 1992 年，当地人在水库边上的盐湖里挖出了一百个鱼 塘。这些鱼塘和外出打工一起，成为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虽然如此，村子还是极度贫困。 我在 1993 年 9 月再到大川时，当地家庭中大约有 40%还处在永靖县规定的官方贫困线以下。 这个贫困线是年人均收入 300 至 400 元，按当年的汇率算，合 50 至 60 美元。 从外观上看，大川和甘肃这一带的其它村庄没什么两样。典型的居所位于院子里，四面 都是墙。正房一律朝南，两侧是东西厢房。建筑大多由土坯墙和木柱建成，上面的单面屋顶 稍稍倾向院子。村背后和河对岸的山上贫瘠而多风，村里却绿树成荫，土路两边和麦田之间 种满了白杨。院子里或菜园里种着苹果和梨树。1981 年分田到户以来，大川的一个重要成 就就是绿化得很好。1992 年，村中每户平均种活了 200 棵树，全部归个人所有。 当地的家族结构 大川的人际关系与血缘和婚姻紧密相连。虽说它并不是一个单姓村，但在 1992 年，村 中 85%的家庭姓孔。此外还有 16 个其它的姓。除去一个姓李的家族比孔家来大川早以外， 其它姓氏大多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因战争或饥荒逃难来的。1992 年，外姓人家的 媳妇中有四分之一姓孔。 大川还曾经是大规模祭祖活动的一个中心，1992 年，永靖县整个孔氏家族大约有两万 人，散布在 23 个村。这些孔家人把祖先追溯到孔子，六百年前，他们有位广东出生的祖先 来到甘肃，定居在兰州。据说，他属于全国孔氏宗族的岭南派。这个大宗族以孔子家乡、沿 海省份山东的曲阜为渊源。永靖孔氏虽自称属于孔子世家的一支，但直到 1937 年，才得到 曲阜孔氏宗族会中的族老们认可。那时侯，曲阜要把《孔子世家谱》续到当时，不仅要包括 曲阜的孔家，而且要包括进散布在全国的孔氏。5虽然他们得到曲阜的认可很晚，但大川及 附近村庄的孔氏一直用三种方法确认自己为孔子的后裔：一部小心收藏的族谱记载，一整套 祭祖仪式，以及为纪念孔子修的一座庙。 大约在 1500 年，最初生活在兰州附近一个村庄的一群孔家人来到了大川。率领这群人 的是兄弟四人，死后葬在大川，所以永靖的孔氏就把大川称为“老庄”。从历史的角度看， 永靖孔氏的社会组织形成了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谓的“高层家族”（a higher-order lineage ）（见 H. Baker 1979 ： 67-70；Freedman 1966 ：19-21 J. Watson 1982b ： 608-9）。这个家族的核心是大川的孔庙——这是一块共有的地产，一个固定的场所，该家族 的成员在其中完成统一的仪式。在政治运动的打击下，这个跨村家族的制度框架被打破了， 但我们会看到，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复苏也是很明显的。 永靖县山谷中的孔氏由于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始来此地并死葬大川的四兄弟，他们的家 族被分为了四个支派，俗称“四门”。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压力，以及水库的修建迫使很多 孔家人从大川搬到了其它地方。但在迁居后的大川，我们还是可以见到代表所有四门的人， 而在另外 22 个村庄的孔氏大多出自原居大川的一到两个门。 5 在 1937 年修的孔氏宗谱当中，外地的孔氏被确认为属于十个主要的派，全都按他们离开曲阜后最初居住 的地点命名（如岭南派）。很多小分支属于这十个大派，但他们又有进一步的迁徙与定居。这些小的支派 几乎遍布中国的每个省。（见孔德成 1937）

村庄管理 大川的孔氏又被进一步分为八个分支。这种一族四门八分的亲属结构明显影响到了集体 化时期“人民公社”制在当地的实行。从198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所有农村都实行公 社制。它有三个组成部分。最低一级是“生产队”，生产队长不仅负责给队员分派每天的工 作，而且为人们分工分。工分是根据工作表现，再考虑到队员的性别、年龄、健康、技宋 所受教有，以现金或物质形式支付的报酬。中间一级是 ”生户 大飘 ,队长制订每个生产 执行的基本农业生产计划。一个村里的生产大队一股由若干个生产队组成，大队干部就成为 村中最有影响的干部。最上一级是“公社”，其行政人员是由县里的领导任命的。公社政府 和党支部负责管理村干部的选举。 大川的“生产大队”的形成方式明显受到了人类学家所谓的“亲属的社会距离”之影响 (见Sahlin 1972 189-20 所谓“亲属的社会距 中政治忠诚和经济互惠的原贝 基于亲属间分化纽带。如前所述，孔家分成了四门，在大川又分成了八支。过去，这八支 居住地明显地被分为了几块区域。他们也拥有相互独立的果园、农田、打谷场和墓地。当大 川成立了“生产大队”的时候，村中孔氏的八支就自然分成了八个“生产队”，仍然保有分 开的地盘。村庄在1961年迁到了附近的高地上，耕地和住所重新划分，主要依据仍然是亲 属界限。 1981年， 大川的公社制瓦解了，农业生产分到了 家“户 ,“生产队 变成了“经济 助组”，大川的经济互助组仍然有较明显的居所和农田的疆界，还是基本按照孔家四门八支 划的。因而，在村中的居住结构、行政管理、财产关系、公安事务、人际纽带，以及孔家与 外姓的婚烟中，每个“互助组”形成了村里的一个单位。 在孔家的父系亲属中，人们如果能在五代内追溯 一个同祖牛算辛而不以 追到始来大川定居的四兄弟。 这种亲 属关系 作“ 五服”，在中国文化中是对莽礼中亲属所 穿的五种丧服的通俗说法（见WoF1970:189-207)。在大川人看来，村里的所有孔姓人 以及永靖其它村的孔姓人，都是亲戚，但只有五服之内的人才算至亲。理论上，这种亲戚有 义务必须参加对方的人生仪式，特别是葬礼：在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应该互相提供帮助。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公共职位上，孔家人都在大川占有支配地位。从1950到192年 村长、支书、大队会计、生产队长，以及小学校长几平都姓孔。直到1993年， 上级才任命 个姓罗的人当村小学的校长。 和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村一样，大川的管理者也被称为“村干部”。大川在分田到户之后， 村干部的行政权力急剧下降。但在收农业税、组织公益劳动、根据人口变动重划地块，以及 执行国家的计划生有政策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有控制力的。如果谈到个人财产和从毛后经济 改革的经营中获益，大川的村干部和前任村干部在经济格局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因为这 样的生意所需的关系网、银行贷款、 外出阅历、市场信息、法律知识，以及国家政策的内 消息，他们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6 追亿的社会史 虽说我的田野工作涉及到了大川村庄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很多方面，但全书中所分析 ,例知，199 包括多改苹对村干 行政权力和农村财 鬼营企业餐9】 dUnger (2)Ruf (19) 0

9 村庄管理 大川的孔氏又被进一步分为八个分支。这种一族四门八分的亲属结构明显影响到了集体 化时期“人民公社”制在当地的实行。从 1958 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所有农村都实行公 社制。它有三个组成部分。最低一级是“生产队”，生产队长不仅负责给队员分派每天的工 作，而且为人们分工分。工分是根据工作表现，再考虑到队员的性别、年龄、健康、技术、 所受教育，以现金或物质形式支付的报酬。中间一级是“生产大队”，队长制订每个生产队 执行的基本农业生产计划。一个村里的生产大队一般由若干个生产队组成，大队干部就成为 村中最有影响的干部。最上一级是“公社”，其行政人员是由县里的领导任命的。公社政府 和党支部负责管理村干部的选举。 大川的“生产大队”的形成方式明显受到了人类学家所谓的“亲属的社会距离”之影响 （见 Sahlins 1972：189-204）。所谓“亲属的社会距离”是一种政治忠诚和经济互惠的原则， 基于亲属间分化纽带。如前所述，孔家分成了四门，在大川又分成了八支。过去，这八支的 居住地明显地被分为了几块区域。他们也拥有相互独立的果园、农田、打谷场和墓地。当大 川成立了“生产大队”的时候，村中孔氏的八支就自然分成了八个“生产队”，仍然保有分 开的地盘。村庄在 1961 年迁到了附近的高地上，耕地和住所重新划分，主要依据仍然是亲 属界限。 1981 年，大川的公社制瓦解了，农业生产分到了一家一户。“生产队”变成了“经济互 助组”，大川的经济互助组仍然有较明显的居所和农田的疆界，还是基本按照孔家四门八支 划的。因而，在村中的居住结构、行政管理、财产关系、公安事务、人际纽带，以及孔家与 外姓的婚姻中，每个“互助组”形成了村里的一个单位。 在孔家的父系亲属中，人们如果能在五代内追溯到一个共同祖先，就算近亲，而不必远 追到始来大川定居的四兄弟。这种亲属关系称作“五服”，在中国文化中是对葬礼中亲属所 穿的五种丧服的通俗说法（见 Wolf 1970：189-207）。在大川人看来，村里的所有孔姓人， 以及永靖其它村的孔姓人，都是亲戚，但只有五服之内的人才算至亲。理论上，这种亲戚有 义务必须参加对方的人生仪式，特别是葬礼；在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应该互相提供帮助。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公共职位上，孔家人都在大川占有支配地位。从 1950 到 1992 年， 村长、支书、大队会计、生产队长，以及小学校长几乎都姓孔。直到 1993 年，上级才任命 一个姓罗的人当村小学的校长。 和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村一样，大川的管理者也被称为“村干部”。大川在分田到户之后， 村干部的行政权力急剧下降。但在收农业税、组织公益劳动、根据人口变动重划地块，以及 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有控制力的。如果谈到个人财产和从毛后经济 改革的经营中获益，大川的村干部和前任村干部在经济格局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因为这 样的生意所需的关系网、银行贷款、外出阅历、市场信息、法律知识，以及国家政策的内部 消息，他们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6 追忆的社会史 虽说我的田野工作涉及到了大川村庄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很多方面，但全书中所分析 6 1992 年，大川当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子。但有些当地居民，特别是村干部，却富起来了。例如，1992 年村中最富的十个家庭中包括党支书、三个前任村干部，两个从县政府退休的官员，两个私营企业家，他 们的儿子在上面当官。关于经济改革对村干部行政权力和农村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可参考 Huang（1989）， Yan（1992），Kelliher（1992），Chan，Madsen，and Unger（1992），Ruf（1994）

的田野志材料还是集中于一件事，就是对供泰孔子与当地祖先的一个庙宇的重建。我将在 殖一音解经我为什么把这个场所称为“引庙”，而不是“祖词”。这感庙干1991年重建，在 大川的 教生活 ,以及权力结构的重枸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我们将要从社会记 的理论视角考察与庙字相关的每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仪式知识 ,族谐写作 、民众观 中的村史、对苦难的叙事、复仇政治、仪式意涵的对立观点，以及针对中国激进社会主义的 态度。我将考察记忆是如何通过以大川孔庙为中心的活动被表述和传达的。本研究将以自下 而上的方法处理中国文化中的追忆问颗及国家权力如何极力左右人们的遗定与洗择性追忆 初看起来 大川孔庙的故事似 告诉我们，几十年来被禁止的很多传统观念 与活动 恢复了。但 一 考察会让我们看到一幅复杂得多的图景。这些 含与 活动并不是机 返回到了过去：它们是与文化的创造相伴随的，受到毛时代地方经验的塑造，而且还渗透] 当代的关怀。作为当地历史的一个标记，重建的孔庙当然引起了人们对村庄解放前和过去的 广泛记忆，那时侯孔家人因为是孔子的后裔而享有特权，并且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地 位。但我们还应记住，孔家人试图为他们在毛泽东统治下的跎岁月和毛后的社会变迁作出 历史解释 庙字的重建 努力是有很大关系的 此，借用伯克 (PeterBurke)的 观点，我们最好把大川孔街的故事看成“追亿的社会史”。(1989：10) 大川的材料对于我们进行跨文化比较提供了非常有趣的基础。伯得那(John Bodnar) 在考察了男人和女人是怎样追忆他们在一个美国汽车场里从二次世界大战到1961年的生活 之后(1989：1201-21)注意到，这些退休工人的自传叙事中有几个连贯的主题。他评价这 些主题时指出：“记忆是一种认识的工具，历史行动者通过它来解释现实 而且这还表明。 他们必须借助于社会环境，而不能单独做这些事 (1989：1202)你也许会问，历史的叙 述者必须涉及的“社会环境”是什么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间题其实从一开始就居于社会记忆 研究的核心。 记忆的社会基础 个世纪以前，心理学家们开始研究记忆，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 里做的，运用了规范的实验技术，问一些与记忆起作用的普遍原则相关的理论问题。人们为 了赋予心理学以科学预见的能力，将艾宾浩斯发明的检验口头学习结果的方法(1885]1964) 接受过来并有所发展。在典型的记忆实脸中，人们把无意义的音节等划激当作回忆（©ca川】 的对象。实验对象要经过精心挑选与培训。实验环境是标准化的，实验对象用来回忆刺激的 时间被严格地记录下 这种实验会忽视记忆在真实生活的环境下的复杂运作，对于追忆(rememberance)的社 会基础也很少关注。1976年的一次主要由英语国家的心理学家参加的研讨会上，与会者讨 论了记忆的实用方面，耐瑟(Ulric Neisser)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了对记忆的社会起源的 开究的偏. “如果某一问题是很有趣的，是记忆的有意义的社会方面 那么心理学家知 很少研究那个问题。 (1978:4)对于七十年代 后期对记忆的心理 学研究的状况，这是一个 公允而清晰的批评 在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的大作之前，同样的批评也适于 社会学和人类学。哈布瓦赫是涂尔干的弟子和年轻同事。1925年，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 i记忆(collective mer v)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宗教群体和补会阶级的环墙中，过 去是如何被记住的。在摒弃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对记忆的几种心理学解释之后，他指出所有 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 般译为“民族志”，但对于中国的村庄研究，这种叫法似乎不很确切。因而本书作者建议 译为田野志”译。 10

10 的田野志*材料还是集中于一件事，就是对供奉孔子与当地祖先的一个庙宇的重建。我将在 第二章解释我为什么把这个场所称为“孔庙”，而不是“祖祠”。这座庙于 1991 年重建，在 大川的宗教生活、亲属意识，以及权力结构的重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我们将要从社会记忆 的理论视角考察与庙宇相关的每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观念 中的村史、对苦难的叙事、复仇政治、仪式意涵的对立观点，以及针对中国激进社会主义的 态度。我将考察记忆是如何通过以大川孔庙为中心的活动被表述和传达的。本研究将以自下 而上的方法处理中国文化中的追忆问题及国家权力如何极力左右人们的遗忘与选择性追忆。 初看起来，大川孔庙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几十年来被禁止的很多传统观念与活动好象 恢复了。但进一步的考察会让我们看到一幅复杂得多的图景。这些观念与活动并不是机械地 返回到了过去；它们是与文化的创造相伴随的，受到毛时代地方经验的塑造，而且还渗透了 当代的关怀。作为当地历史的一个标记，重建的孔庙当然引起了人们对村庄解放前和过去的 广泛记忆，那时侯孔家人因为是孔子的后裔而享有特权，并且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地 位。但我们还应记住，孔家人试图为他们在毛泽东统治下的蹉跎岁月和毛后的社会变迁作出 历史解释，庙宇的重建与这种努力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借用伯克（Peter Burke）的一个 观点，我们最好把大川孔庙的故事看成“追忆的社会史”。（1989 ：10） 大川的材料对于我们进行跨文化比较提供了非常有趣的基础。伯得那（John Bodnar） 在考察了男人和女人是怎样追忆他们在一个美国汽车场里从二次世界大战到 1961 年的生活 之后（1989 ：1201-21）注意到，这些退休工人的自传叙事中有几个连贯的主题。他评价这 些主题时指出：“记忆是一种认识的工具，历史行动者通过它来解释现实——而且这还表明， 他们必须借助于社会环境，而不能单独做这些事。”（1989 ：1202）你也许会问，历史的叙 述者必须涉及的“社会环境”是什么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就居于社会记忆 研究的核心。 记忆的社会基础 一个世纪以前，心理学家们开始研究记忆，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 里做的，运用了规范的实验技术，问一些与记忆起作用的普遍原则相关的理论问题。人们为 了赋予心理学以科学预见的能力，将艾宾浩斯发明的检验口头学习结果的方法（[1885]1964） 接受过来并有所发展。在典型的记忆实验中，人们把无意义的音节等刺激当作回忆（recall） 的对象。实验对象要经过精心挑选与培训。实验环境是标准化的，实验对象用来回忆刺激的 时间被严格地记录下来。 这种实验会忽视记忆在真实生活的环境下的复杂运作，对于追忆（rememberance）的社 会基础也很少关注。1976 年的一次主要由英语国家的心理学家参加的研讨会上，与会者讨 论了记忆的实用方面，耐瑟（Ulric Neisser）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了对记忆的社会起源的 研究的偏颇： “如果某一问题是很有趣的，是记忆的有意义的社会方面，那么心理学家却 很少研究那个问题。”（1978 ：4）对于七十年代后期对记忆的心理学研究的状况，这是一个 公允而清晰的批评。 在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的大作之前，同样的批评也适于 社会学和人类学。哈布瓦赫是涂尔干的弟子和年轻同事。1925 年，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 记忆”（collective memory ）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的环境中，过 去是如何被记住的。在摒弃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对记忆的几种心理学解释之后，他指出所有 对个人回忆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亲属、社区、宗教、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民族等社会制度的 * ethnography 一般译为“民族志”，但对于中国的村庄研究，这种叫法似乎不很确切。因而本书作者建议 译为“田野志”-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