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思想》课程教学资源（书籍文献）（美）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社会与 文化 中重人类学田野考察系列 eny no 中国东南的 桌里斯·里照 宗族组织 刘晓春译王铭铭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前 言 本书是社会人类学作品，但不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 研究。它研究的是中国问题，却不是由汉学家来撰写的。为了 解释为什么我要冒险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必须追溯到我作为 一个田野人类学家曾经研究过的课题。1949年和1950年，在 殖民地社会研究院(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 资助下，我完成了对生活在新加坡殖民地的华人家庭与婚姻的 课题研究。「山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以及随后的岁月中，就我在 新加坡调查得来的材料和阅读用欧洲语言写作的关于福建、广 东两省汉人社会性质的作品，我一直在思考它们的重要性。起 初激起我兴趣的是这两个省份是东南亚华人的故乡，但是，我后 来发现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具有一般社会意义的问题。如果政治 和学术环境允许，我可能早已去了中国东南地区，对我感兴趣的 问题进行第一手的研究；然而，事实证明，广东对于我来说，只是 惊鸿一瞥，那只是1955年在香港和澳门所作的一次飞行旅游时 所看到的。 在我的书中，我已经表达了对东南中国社会在近150年来 某些方面的思考。我的研究并非是一个完整的研究，但它可以 帮助解释近年来已经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社会复合体($0 cial complex)问题。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 系是本书的主题。 前言

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和广东，是因为这一地区的特殊性， 2■ 即不仅具有大范围的单系亲属组织，而且向海外大量移民。尽 管在本书中我研究的是本土中国，但是我希望我讨论的许多问 题对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的学生有所裨益；因为这是一个本身 能够引起入们极大兴趣的领域，在长期以来难以接近的中国往 往会产生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乡村社会将很可能变得令人难以认识。假如中国在 这些情况发生之前允许田野调查，我们将运用第一手材料进行 写作，以此反思摇椅上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否则，本书的 结论很显然肯定是尝试性的。然而，它们可以被超越，也可以检 验现实的中国是否保存在一部封闭的书本中；因为，对于研究过 去的汉人杜会还有文献的材料尚未被充分地利用，我理解这种 状况。与福建和广东环境有关的地名词典和其他书籍能铭告诉 我们许多有必要知道的事实。几年前，胡先缙(Hu Hsien-chin) 博士给我带来了解汉人宗族概貌的文献线索，引起了我的兴 趣。[2]我们可以希望详尽的、汉人特定区域的社会历史在未来 的某个时候进入比较社会学的领城吗？那些敬重、欣赏且善加 利用历史社会学成果的人类学家，确实愿意接受对汉人的过去 进行重构和分析。 关于东南中国的思考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检验。在香港的 “新界”，进行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可能的。就我在 这一地区的简短经历以及我与非常了解这一地区的华英德 (Barbara Ward)女士之间的讨论而言，我可以说，人类学家能够 通过对这一处于英殖民管制下的小区域的研究，回答东南中国 的某些重要问题。 在这本书中，我仅仅在一个主要的方面试图弥补汉学的缺 路。我感到两篇中文论文可能对我有所帮助，尤其在东南中国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的材料方面，而且在伦敦经济学院地理和人类学研究部的资助 下，我将它们翻译过来。现在已经证明它们非常有用。【)除了 3 这两篇论文之外，其他我利用过的出版物都是用欧洲语言写作 的。坦白地说，其中有些材料是社会学的，而许多材料是从不同 的书籍和论文中收集而来。我试图发现片段的材料，将它们集 中在一起，建构一个有说服力的、关于福建和广东乡村社会的图 景。无论什么材料，只要我手头拥有，我都已经利用。当我们对 一个具有长时间跨度的广大地区知之甚少时，我们肯定会惊愕 于为了保持系统的描迷而作的时空晓跃。广东和福建两省的面 积为150000平方英里，在最近一个世纪，居住的人口可能有 500万左右的变化。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内，关于乡村生 活的材料却非常稀少。 然而，尽管资料的缺乏使我们无法深入把握东南中国的乡 村社会史，但至少在原则上并不能妨碍我们建构一种确定结构 的模式，这一模式很明显在这一地区是共同的，而且看来已持续 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论文的最后部分，讨论了我试图建构 的东南中国地方宗族模式的效用。开始的时侯，我必须表述明 白，我最终建构的图景与现实形成了距离，因为总旨包含了许多 变量，而我力图保持对能够举出的事实的信心。但是，即使我建 构的地方宗族的图景与福建和广东曾经存在的宗族不相符合， 它至少也是许许多多这类宗族特点的概述。我们可以据此就事 实上存在的宗族得出某些结论，作出某些预示。 在收集本书的材料和思考材料所引出问题的过程中，我得 到了不同人以不同方式的帮助。关于本书的最早的阐述是 1952年应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教授之邀，在曼彻 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所作的讲演以及同一年在伦敦经济与政 治学院所作的系列讲演。感谢对我作出有益批评的所有学者。 前言

特别在汉学方面，我非常感激地认识到O.B.范·德·斯布伦科 4■ 先生(O,B.van der Sprenkel)对我的帮助、劝告和鼓励，而且感 谢H.M.赖特(H.M.Wright)夫人热情地阅读和批评本书的打 印稿。假如在汉学方面出现错误，那是我的责任。我感激雷蒙 德·弗思(Raymond Firth)教授，他关注这一研究的每一阶段，还 要感激E.R.利奇(E.R.Leach)博士，他对汉人的了解和对汉 人问题的洞见不止一次地为我带来帮助。梅尔·福忒斯(Meyer Fortes)教授、华芙德女士[即斯蒂芬·莫里斯(Stephen Morris)夫 人]和J.B.劳登(J.B.Loudon)博士阅读了本书的打印稿，他们 在许多方面对我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 华英德女士阅读本书时，与她对“新界”的总体背景知识作比较， 地认为，我的讨论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使我倍受鼓舞。为了准备 论文的出版，我的妻子在许多方面给予了帮助，我想表达对她的 谢意。我也感谢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地理系为本书制作的地图 和图表。最后，我要感谢伊萨克·沙佩拉(Issac Schapera)教授阅 读了本书的校样。 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 莫里斯·弗里德曼 1957年10月 注释： [1】这一课题主要的出版物收入“Colonial Law and Chinese Socie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Society,l950年第1卷，第80 页(1952年出版)，以及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书，H.M.S.0.,London,1957。 [2]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s,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umber 100,New York,l948。在这篇论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文中可以看出我的研究极大地受惠于胡先缙的作品。 [3】它们是：林耀华，“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社会学 ■§ 界)，第9卷，1936；刘兴唐(Liu Hsing-t'ang),“福建的血族组织”，〈食 货)，第4卷第8期，1936。对这些论文翻译的完成，在此我要向伦敦 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S.van der Sprenkel和Y.C.Liu两位女 士表示感谢 前言

目 录 前言[1] 1福建和广东的村落与宗族[1] 2村落生活的经济基础[13] 3家庭与家户[26] 4继嗣群体的等级制度[44] 5服丧的等级[54] 6裂变的系统[61] 7宗族内部的社会分化[67] 8宗族内部的权力分配 [82] 9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94] 10仪式的分化[99] 11祖先崇拜与宗族结构[104] 12会与众（自愿组织）[117] 13宗族之间的关系与跨宗族的关系[122] 14宗族与国家[145] 15讨论[161] 参考文献[180] 目 录

1福建和广东的村落与宗族 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乡村 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clan)(书面语一般为“世系群”或“宗 族"[lineage])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 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 族，继嗣(agnatic)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 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 似乎最为明显。】 就我的了解而言，与这一区域特殊性有关的事实尚未有令 人满意的观察。按中国的说法，东南中国是汉文化人群相当晚 近才开发的地区。这就是福建和广东的居民称自己为唐代人、 而不说自己是汉代人的原因。2]然而，当宗族明显地趋于解体 或在其他地区总体上不再存在的时候，要精确地了解何种因素 导致该地区保持大范围的宗族结构，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在 书中的措辞非常谨慎，原因是我不希望将自已与有些人连在 起，他们假定汉人在过去某个时期的许多地方存在着广泛的地 方宗族，而现在只是很特殊地存在于某些地区。【3们即使我在本 书对这一重要的问题予以注意，我也只能忽略不谈，这样做的原 因是，对于那些可以观察一种令人感兴趣的社会分化的历史材 料，我缺乏驾驭的能力。) 在木文中我已经提到的魏特夫(Wittfogel),他认为中国南 1福建和广东的村落与宗族

方的“氏族家庭主义”(Clan familism)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 2■ 象”。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作者为福建和广东地区大范围宗族 的存在感到困惑，而且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中国南方的“氏 族”(clan)与费孝通关于汉人社会的规划不相适合，以致他倾向 于对宗族采取怀疑的态度，注意到这一事实，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确定“氏族”是绅士的特性之后，他说道：“关于所谓宗族村落 的性质，对这一问题我应该不作决定，我宁愿认为在农民中间的 这种组织是一种地方组织，而不是一种亲属组织。”51我们在中 国东南地区所看到的这种宗族当然是政治与地方组织。假如我 们不能认识到这点，并且认为它是膨胀了的家庭的话，我们肯定 会惊讶于它们是如何在一个复杂而又存在差别的社会中得以延 续。假如中国东南地区的村落一宗族是一个谜的话，我希望这 种困惑显示在它的历史中，而不是在它的运作中。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述宗族和村落的重叠或村落部分。 我引用了一些已经使用过的通常说法。胡先缙指出，在最近的 六七个世纪内，“族”(lineage)发展壮大的地区集中在华中和东 南中国，之后她又说，在这些地区，“许多村落完全由单姓人群居 住，或者占绝大部分[6)。在有关本世纪20年代广东地区的作 品中，陈翰笙认为，至少有五分之四的农民“与他们的宗族生活 在一起”，而且通常一个村落居住的是一个宗族，他接着指出： “即使不止一个宗族，但是每一个宗族都明显地占据着村落的一 个部分；几乎没有杂居的近邻。”JM.德·格鲁特J.J.M.de Groot)在关于福建的作品中指出，在19世纪末期，一个村落的 人们仅仅是一个“族姓”(clan name)。8最近，奥尔加·兰(Olga Lang)女士报告说，在福建和广东，一些村落几乎仅仅居住一个 “宗族”的成员，但是“在许多地方，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宗族紧挨 着居住在一起[9。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