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思想》课程教学资源（书籍文献）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中国 经 验 林 故事 树民著 一九四九年后的 中国农村变第 生活·撞言·新知三联书店

林村 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 中国经验 事 在本书中 和中美小 某些传统的信间与习仍以维 以中央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 习法独树 种会国性文化的头上小自治而做立的农社 在中国的生活普越修到改善的情形下 ,他想要妈示的是 作省黄树民长在中国大及台满的农村进行野管和研究 展观铺出幅穿时空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 全特以福展门玄村党支邮书记叶女富于性的 本于二年后村和林村的人的民族志著作 定价：1800元

林村 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后的 中国农村变革 兰纳日毫力光译 生活黄含，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黄树民著： 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联书店.2002.3 (中国经验) ISBN7-108-01684-2 1,林.Π.①黄.②素.③纳.Ⅲ.村史- 研究-厦J市-1949、下.K295.73 中国版木图书馆CP数据核宁(2002)第002043号 责任编辑朴.非 封扉设计海洋 出版发行生活·址害·新蜘三联书店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100010 经 销 新华书片 刷北京新华厂印州 版 次2002年3月北京第1版 200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850×1168毫米1/32印张9.5 数212千字图字01-2001-4617 数0,001一7,000册 价18.00元

一版序 葛伯纳{Bemand Gallin】 我之所以会参与本书并为之作序，除了学术上的因素之外， 还有个人的渊源。199年，我在台湾与黄教授初识。当时我正 在进行关于中闲文化及社会的人类学研究，黄教授此时刚毕业 子于“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在“中央研究院”担任助理研究员。 我很高兴他愿意与我共事，做我的研究助理。那次的田野调查 圆满成功，黄教授功不可没。从那时候开始，多年来我们一直联 系不辍，起初像师生-·般，黄教授任1970年到密西根州立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我使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上互相切磋。 1984年】月间，我到福建去拜访刚开始在当地做研究的黄 教授，虽然我只作短暂停留，却对中国农村生活有更深切而重要 的认识。黄教授向我介绍村子和村民的状况，并指出近来的经 济改革对乡村的影响，以及它与台湾的社经发展、变化之间的关 联。 长期以来，大多数的研究学者，甚至巾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 认为，台湾经验与中国大陆无关。两地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相差 悬殊，根本无从比较。们到了1970年代后期，大陆开始倡导经 济改革，并出“开放”之后，才有人认识到，经济重组所引起的改 变，尤其是农村的改变，与台湾的发展过程相当类似。故.般认 为，这样的比较，使得双方的范例都可作为诠释中国改变的起

2林村的故事 步，同时也是了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 黄教授的研究正可作为这类比较的基础，在他早期针对台 湾所作的深度研究(Huag1981)中，记光了政府政策导致“农业 衰退”(degradation of agriculture)并侵蚀社区共同体聚合的础石。 他门前的研究，则突显了类似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国家政策的 运作情形。他针对福建的农村所作的研究，敦促我们注意下列 几项因素之问的关联：政府政策，农村的变化和长久存在中国研 究中的几个课题一例如，政府介人农村生活，深入农村的基层 组织并加以控制的实质；地方领导的结构，以及它如何在政府和 农民之间扮演缓冲的角色；农村生活中，家庭、血亲和非血亲的 社会大系所扮演的角色和定位。 黄教授对农民的分析，特别有助于我们对此社会阶层作适当 的定义，并了解屮国政策中的“转变”(twists and tumns),长期以 来，农民到底是非资本主义的实质生产者，还是企业资本家(cap- talist enterpreneur),·直是颇受争议的话题。由于这个向题与国 家现代化紧密相连，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政策站在反方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深怕一且走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路线之后，会导 致“资本家复辟"(cpo)(Hinton1972:9一22），所以采 取了不同的，而且看似白相矛盾的角度，来看待广大的中国农 民。 巾国共产党执政多年以来，用韩丁(Hinton)的话来说，其领 导入认为农民是“充满中产阶级意识的小规模生产工具持有人” (1972:25),满心梦想要“扩大私人土地.扩充自由市场，将计 划降到家庭层级，而且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生产”(1972：42)。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中产阶级意识”无异是中国进步的障碍，因 此闲家必须积极纠正农民“知视”、“倒退”和“迷信”的心态。中

一版序3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30年的历史，最引人注意的计划莫过于 根除“（农民的）意识形态、文化、风俗和习惯.以及一切反映 和保存此类两习的机制”的计划。(Hinton1972:19) 黄教授对福建农村的研究，可作为分析这种改革力量的过 程和成因的重要观，点，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尝试改 变农民心态，并以上地和经济的集体化来促使国家现代化。但 到了1970年代后期，却改弦易辙，以强调家庭耕作的牛产责任 制(Resposible System)来取代过去失败的政策。本书道出原先被 视为造成中国落后根源的企业心态、“中产阶级”思想和农起的 价伯观等，如何摇身·变，成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答案。 农民、经济的进步发展、还有中国农村社会与市场和国家之 间互动的特性和疗式等，-·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传统的、革命 前的中国的学者所关心的课题。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 利毛泽东去世之前，我们对现代屮国所知甚少。外人难以获准 进人。而我们的资讯来源，多倚重与现实有相当差距的政府汇 报，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的人士的报告。们是这些人上，在意识 形态上多早已认同中国共产党及看似必要的各种政策。有些较 实事求是的“中国观察家”亦获准进人中国大陆。但由丁他们的 行程受限于某些特定地点，而他们主娶的资料来源，又经过当局 的筛选，所以大为削弱了他们观察和记录中国大陆现况的能力。 研究人员即使获准从事调查工作，活动区域亦受限于工作地点， 而且通常不得在任何农村一次停留数周以上。 毛泽东去世后，特别是在经济改革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 允许外国研究者在大陆从事长期研究。所以我们对中国大陆的 认识，便随着广泛的H野调查而增加了。西方学者通常与中国 学者合作，在单一地点作田野调查，时间多延续得相当长。若要

4林村的故事 观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变，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充分的 分析，像这样的研究条件是不能缺少的。 黄树民教授能够展开研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界的立 场有了政变，使他得以客观地呈现-·个农村多年来的演变。同 时，黄教授本人的条件，对于他在大陆的研究也很有助益。他在 人陆出生，在台湾成长并接受教育，在台湾和美国完成人类学训 练；无论是汉语或是闽南语（或称福建话、厦门话）都讲得极为流 利。这样的条件不但有助于他的田野调查，也使他得以深入探 究分析农村的发展。 在本B巾，黄教授详述了该村村中最重要的下部的生活历 程，但行文时亦融入广泛的记述人类学的研究心得，以及和村里 村外的入士的访谈记录。他以记述人类学和生活历程双管齐下 的方式，呈现并分析受访者的个人看法，诠释他们在经历中闲革 命不同阶段时，个人社会生活的改变。黄教授亦深人剖析了在 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田野调查所遭遇到的整体问题。他 透过与受访者之间的白由交谈，道出他个入的看法，让读者休验 到田野上作者访谈的策略、恐惧、压力，和在访谈过程中寻求自 我肯定的心情。借此机会，读者得以了解，为何在做出最终结论 时，田野调查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黄教授已移往中闲其他地区作田野工作一现在他在北方 的山东从事研究一我们可以预见会有更多资料出现，帮助我 们了解中国农民在中国大陆发展和改变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这 个阶段，我们需要更多着重于地域性差异的中国比较研究。像 黄教授所做的研究，正可构建必要的基本资料，以便了解中国社 会的多面向的本质。本书针对中国单~省份的变化进行探讨， 不但对于这类知识的累积有极大的贡献，而H也将成为未来比

一版序5 较研究的经典之“。 1989年序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葛柏 纳先生现任密西根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并 曾担任该系系主任〔1972一1987)，长期从事 台湾农村研究工作)。 参考书目： Hinton,William(1972).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 tural Revolution.N.Y.:Monthly Review Press. Huang Shu-min(1981).Agriculural Degradation:Changing Community Systems in Rural Taian.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二版序 黄树民 白1989年本书第·版面世，我从大学生、学界同仁、肘友和 普通读者那单得到热情、肯定的反响。这本书在一些大学里被 指定为必读参考书，大多数学生认为，他们通过阅读党支部书记 叶文德的生活史，看到幅关丁·个人、·个村庄和一个国家， 成长、动荡和转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图景。把这些纷繁的事件交 织在叶文德的生活中加以讲述，有学生从普通大学课本中通常 得不到的一种直观性。 普通读者的反映更加不一。有位女十的祖先一百多年前从 厦I地区来关，她请我帮助寻根（我建议她和提供这种服务的厦 小市政府侨办联系)。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工程师与信向我 致谢，说我帮他解开了他在中国道到的许多难解之谜。另一位 读者感谢我，她因叶书心那样的基层政府官员的模范工作而对 人性保持希望。东海岸的群社会活动家问我是否愿意率团赴 作旅游，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关干中国农村潜在问题的直接知识。 如此等等。 与此同时，我在山东的研究，也使我能在1987和1991年间 常回中国。虽然，我集中研究山东的迅猛发展，但也时常会思考 林村可能发生的变化。我偶尔给叶书记写信，大约.年一次。 他很少回信，也许是因为他时间紫，也不会用英文写信封。我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