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资源（阅读文本）第十八章 散文（二）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

中国文化之精神 一九三二年春在牛津大学和平会演讲稿 此篇原为对英人演讲，类多恭维东方文明之语。兹译成中文 发表，保身之道既莫善于此，博国人之欢心。又当以此为上策，然 一执笔，又有无限感想，油然而生。（一）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 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萎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 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 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之抨击者一变而为宣传，宛然以 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几沦为 通常外交随员，事后思之，不觉一笑。（二）东方文明、东方艺术、 东方哲学，本有极优异之点，故欧洲学者，竟有对中国文化引起 浪漫的崇拜，而于中国美术尤甚。普通学者，于玩摩中国书画古 玩之余，对于画中人物爱好之诚，或与欧西学者之思恋古代希腊 文明同等。余在伦敦参观Eumorphopulus私人收藏中国磁器，见 一座定窑观音，亦神为之荡。中国之观音与西洋之玛姐娜（圣 母)，同为一种宗教艺术之中心对象，同为一民族艺术想象力之结 7

晶，然平心而论，观音姿势之妍丽，褶纹之飘逸，态度之安详，神 情之娴雅，色泽之可爱，私人认为在西洋最名费玛姐娜之上。吾 知吾生为欧人，对中国画中人物，亦必发生思恋。然一返国，则 又起异样感触，始知东方美人，固一麻子也，远视固体态苗条，近 睹则百孔千疮，此又一回国感想也。（三）中国今日政治经济工业 学术。无一不落人后，而举国正如醉如痴，连年战乱，不恤民艰， 强邻外侮之际，且不能释然私怨，岂非亡国之征？正因一般民众 与官僚，缺乏彻底改过革命之决心，党国要人，或者正开口浮屠， 闭口孔孟，思想不清国粹家，又从而附和之，正如富家之纨绔子 弟，不思所以发挥光大祖宗企业，徒日数家珍以夸人。吾于此时， 复作颂扬东方文明之语，岂非对读者下麻醉剂，为亡国者助声势 乎？中国国民，固有优处，弱点亦多。若和平忍耐诸美德，本为 东方精神所寄托，然今日环境不同，试问和平忍耐，足以救国乎， 抑适足以为亡国之祸根？国人若不深省，中夜思过，换和平为抵 抗，易忍耐为奋斗，而坐听国粹家之催眠，终必昏聩不省，寿终 正寝。愿读者对中国文化之弱点着想，毋徒以东方文明之继述者 自负，中国始有可为。 我在未开拼之先，要先声明本演讲之目的，并非自命为东方 文明之教士，希望使牛津学者变为中国文化之信徒。惟有西方教 士才有这种胆量，这种雄心。胆量与雄心，固非中国人之特长。必 欲执一己之道，使异族同化，于情理上，殊欠通达，依中国规点 而论，情理欠通达，即系未受教育。所以鄙人此讲依旧是中国人 冷淡的风光本色，绝对没有教士的热诚，既没有野心救诸位的灵 魂，也没有战舰大炮将诸位击到天堂去。诸位听完此篇所讲中国 文化之精神后，就能明了此冷谈与缺乏热城之原因。 我认为我们还有更高尚的目的，就是以研究态度，明了中国

人心理及传统文化之精要。卡莱尔氏有名言说：“凡伟大之艺术品， 初见时必觉令人不十分舒适。”依卡氏的标准而论，则中国之“伟 大”固无疑义。我们所讲某人伟大，即等于说我们对于某人根本 不能明了，宛如黑人听教士讲道，越不懂，越赞叹教士之鸿博。中 国文化，言从颂赞者有之，一味诋毁者有之，事实上却大家看他 如一闷葫芦，莫名其妙。因为中国文化数千年之发展，几与西方 完全隔绝，无论大小精粗，多与西方背道而驰。所以西人之视中 国如哑谜，并不足奇，但是私见以为必欲不懂始称为伟大，则与 其使中国被称为伟大，莫如使中国得外方之谅察。 我认为，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国并不难懂。一 方面，我们不能发觉支那崇拜者梦中所见的美满境地，一方面也 不至于发觉，如上海洋商所相信中国民族只是土匪流氓，对于他 们运输入口的西方文化与沙丁鱼之功德，不知感激涕零。此两种 论调，都是起因于没有清楚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要发觉中国民 族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国哲学为最近人情之哲学，中国人民，固 有他的伟大，也有他的弱点，丝毫没有邈远玄虚难懂之处。中国 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 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普谋自存，好讲情 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凡此种种，颇 与英国民族性相同。西塞罗曾说，理论一贯者乃小人之美德。中 英民族都是伟大，理论一贯与否，与之无涉。所以理论一贯之民 族早已灭亡，中国却能糊涂过了四千年的历史，英国民族果能保 存其著名“糊涂度过难关”(“Somehow muddle through”)之本 领，将来亦有四千年光辉历史无疑。中英民族性之根本相同，容 后再讲。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说中国文化，本是以人悄为前提 的文化，并没有难懂之处

倘使我们一检查中国民族，可发现以下优劣之点。在劣的方 面，我们可以举出：政治之贪污，社会纪律之缺乏，科学工业之 落后，思想与生活方面留存极幼稚野蛮的痕迹，缺乏团体组织团 体治事的本领，好敷衍不彻底之根性等。在优的方面，我们可以 举出历史的悠久绵长，文化的一统，美术的发达（尤其是诗词、书 画、建筑、磁器)，种族上生机之强壮、耐劳、幽默、聪明，对女 士之尊敬，热烈的爱好山水及一切自然景物，家庭上之亲谊，及 对人生目的比较确切的认识。在中立的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守旧 性，容忍性，和平主义及实际主义。此四者本来都是健康的征点， 但是守旧易致于落后，容忍则易于妥协，和平主义或者是起源于 体魄上的懒于奋斗，实际主义则凡事缺乏理想，缺乏热诚。统观 上述，可见中国民族特征的性格大多属于阴的、静的、消极的，适 宜一种和平坚忍的文化，而不适宜于进取外展的文化。此种民性， 可以“老成温厚”四字包括起来。 在这些丛杂的民族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们将何以发现此文 化之精神，可以贯穿一切，助我们了解此民族性之来源及文化精 英所寄托？我想最简便的解释在于中国的人文主义，因为中国文 化精神，就是此人文主义的精神。 人文主义(Humanism)含义不少，讲解不一。但是中国的人 文主义（鄙人先立此新名词）却有很明确的含义。第一要素，就 是对于人生目的与真义有公正的认识。第二，吾人的行为要纯然 以此目的为指归。第三，达此目的之方法，在于明理，即所谓事 理通达，心气和平(Spirit of human reasonableness),即儒家中庸 之道，又可称为“庸见的崇拜”(“religion of commonsense”)。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自信对于人生真义问题已得解决。自中 国人的眼光看来，人生的真义，不在于死后来世，因为基督教所 6

谓此生所以待毙，中国人不能了解；也不在于涅槃，因为这太玄 虚；也不在于建树勋业，因为这太浮泛；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 步”，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人生真义这个问题，久为西洋哲 学宗教家的悬案，中国人以只求实际的头脑，却解决的十分明畅。 其答案就是在于享受淳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如父母 俱存兄弟无故等)，及在于五伦的和睦。“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 归”；或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停花随柳过前村”。这样淡朴的快 乐，自中国人看来，不仅是代表含有诗意之片刻心境，乃为人生 追求幸福的目标。得达此境，一切泰然。这种人生理想并非如何 高尚（参照罗斯福氏所谓“弹精竭虑的一生”），也不能满足哲学 家玄虚的追求，但是却来得十分实在。愚见这是一种异常简单的 理想，因其异常简单，所以非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想不出来， 而且有时使我们惊诧，这样简单的答案，西洋人何以想不出来。鄙 见中国与欧洲之不同，即欧人多发明可享乐之事物，却较少有消 受享乐的能力，而中国人在单纯的环境中，较有消受享乐之能力 与决心 此为中国文化之一大秘诀。因为中国人能明知足常乐的道理， 又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处处想偷闲行乐的决心，所以中国人生活 求安而不求进，既得目前可行之乐，即不复追求似有似无疑实疑 虚之功名事业。所以中国的文化主静，与西人勇往直前跃跃欲试 之精神大相迳庭。主静者，其流弊在于颓丧撩倒。然兢兢业业熙 熙接镶者，其病在于常患失眠。人生究竟几多日，何事果值得失 眠乎？诗人所谓“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髯”。伍廷芳使美时，有 人对伍氏叙述某条铁道造成时，由费城到纽约可省下一分钟，言 下甚为得意，伍氏淡然问他：“但是此一分钟省下来时，作何用处？” 美人瞠目不能答复。伍氏答语最能表示中国人文主义之论点。因 7

为人文主义处处要问明你的目的何在，何所为而然？这样的发问， 常会发人深省的。辔如英人每讲户外运动以求身体舒适(keeping it),英国有名的滑稽周报《Punch》却要发问“舒适做什么用？” ((fit for what?)(原双关语意为“配做什么用？”)依我所知这个问 题此刻还没回答，且要得到圆满的回答，也要有待时日。厌世家 曾经问过，假使我们都知道所千的事是为什么，世上还有人肯去 干事吗？譬如我们好讲妇女解放自由，而从未一问，自由去做甚？ 中国的老先生坐在炉旁大椅上要不敬的回答，自由去婚嫁。这种 人文主义冷静的态度，每易煞人风景，减少女权运动者之热诚。同 样的，我们每每提倡普及教育，平民识字，而未曾疑问，所谓教 育普及者，是否要替《逐日邮报》及Beaverbrook的报纸多制造几 个读者？自然这种冷静的态度，易趋于守旧，但是中西文化精神 不同之情形，确是如此。 其次，所谓人文主义者，原可与宗教相对而言。人文主义既 认定人生目的在于今世的安福，则对于一切不相干问题一概毅然 置之不理。宗教之信条也，玄学的推敲也，都摒弃不谈，因为视 为不足谈。故中国哲学始终限于行为的伦理问题，鬼神之事，若 有若无，简直不值得研究，形而上学的哑谜，更是不屑过问。孔 子早有未知生焉知死之名言，诚以生之未能，遑论及死。我此次 居留纽约，曾有牛津毕业之一位教师质问我，谓最近天文学说推 测，经过几百万年之后太阳渐减，地球上生物必歼灭无遗，如此 岂非使我们益发感到魂灵不朽之重要；我告诉他，老实说我个人 一点也不者急。如果地球能再存在五十万年，我个人已经十分满 足。人类生活若能再生存五十万年，已经够我们享用，其余都是 形而上学无谓的烦恼。况且一人的灵魂也可以生存五十万年，尚 且不肯干休，未免夜郎自大。所以牛津毕业生之焦虑，实足代表 8

日耳曼族的心性，犹如个人之置五十万年外事物于不顾，亦足代 表中国人的心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国人不会做好的基督徒， 要做基督徒便应入教友派(Quakers),因为教友派的道理，纯以 身体力行为出发点，一切教条虚文，尽行废除，如废洗礼，废教 士制等。佛教之渐行中国，结果最大的影响，还是宋儒修身的理 学。 人文主义的发端，在于明理。所谓明理，非仅指理论之理，乃 情理之理，以情与理相调和。情理二字与理论不同，情理是容忍 的、执中的、凭常识的、论实际的，与英文commonsense含义与 作用极近。理论是求彻底的、趋极端的、凭专家学识的、尚理想 的。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虽解为“不易”，实 即与commonsense之common原义相同。中庸之道，实即庸人之 道，学者专家所失，庸人每得之。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 庸人则不然，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理本是连续的、整个的， 经逻辑家之分析，乃成断片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 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唯庸人综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 去实际不远。 中庸之道既以明理为发端，所以绝对没有玄学色彩，不像西 洋基督教把整个道学以一段神话为基础。（按《创世记》第一章记 始祖亚当吃苹果犯罪，以致人类于万劫不复，故有耶稣钉十字架 赎罪之必要。假使亚当当日不吃苹果，人类即不堕落，人类无罪， 赎之谓何，耶稣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耶教教义基础，系于- 粒苹果之有无。保罗神学之论理基础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义 的理想在于养成通达事理之士人。凡事以近情近理为目的，故贵 中和而恶偏倚，恶执一，恶狡猾，恶极端理论。罗素曾言：“中国 人于美术上力求细腻，于生活上，力求近情。”(“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死《论东西 文明之比较》一文。)在英文，所谓to be rasonable即等于“毋苛 求”、“毋迫人太甚”。对人说“你也得近情些”，即说“勿为己 甚”。所以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每多弱点，推己及人，则凡事 宽恕、容忍，而易趋于妥治。妥洽就是中浦。尧湖舜“允执其 中”，孟子日“汤执中”，《礼记》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用 白话解释就是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结果打个对折，如此则一切 一贯的理论都谈不到。譬如父亲要送儿子人大学，不知牛津好，还 是剑桥好，结果送他到伯明罕。所以儿子由伦敦出发，车过不烈 出来，不肯东转剑桥，也不肯西转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 明罕。那条伯明罕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虽然讲学不如牛津与 剑桥，却可免伤牛津剑桥的双方好感。明这条中庸主义的作用，就 可以明中国历年来政治及一切改革的历史。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 子评以再斯可矣，也正是这个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维，便要想人 非非。可见中国人，连用脑都不肯过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 一说，而以此一说解释一切事实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加特 琳公主，Froude说全出于政治作用，Bishop Creighton偏说全出于 色欲的动机。实则依庸人评判，打个对折，两种动机都有，大概 较符实际。又如犯人行凶，西方学者，得遗传论者，则谓都是先 天不是；倡环境论者，又谓一切都是后天不是。在我们哺人的眼 光，打个对折，岂非简简单单先天后天责任要各负一半？中国学 者则少有此种极端的论调。如Picasso(毕加索)拿Cezanne(塞 尚)一句本来有理的话.说一切物体都是三角形、圆锥形、立方 体所并成，而把这句话推至极端，创造立体画一派，在中国人是 万不会有的。因为这样推类至尽，便是欠庸见(commonsense)。 因为中国人主张中庸，所以恶趋极端，因为恶趋极端，所以 10

不信一切机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机械的、不徇私的、 不讲情的，一徇私讲情，则不成其为制度。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 制度与中国人的脾气，最不相合。所以历史上，法治在中国是失 败的。法治学说，中国古已有之，但是总得不到民众的欢迎。商 鞅变法，蓄怨寡恩，而卒车裂身殉。素始皇用李斯学说，造出一 种严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势力的秦国，军事政制，纪纲整饬，秦 以富强，但是到了秦强而有天下，要把这法治制度行于中国百姓， 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盘失败。万里长城，非始皇的法令筑不起来，但 是长城虽筑起来，却已种下他亡国的祸苗了。这些都是中国人恶 法治，法治在中国失败的明证，因为绳法不能徇情，徇情则无以 立法。所以儒家唱尚贤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则情理并用，恩 法兼施，有经有权，凡事可以“通融”、“接治”、“讨情”、“职 衍”，虽然远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为这种人治，适宜于好 放任自由个人主义的中国民族，而合于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所 以二千年一直沿用下来，至于今日，这种融通、接洽、讨情、敷 行，还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 但是这种人文主义虽然使中国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 在另一方面却产出一种比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个 性发展比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发展与武力侵略，比较受中 和的道理所抑制。这种文化是和平的，因为理性的发达与好勇斗 狠是不相容。好讲理的人，即不好诉之武力，凡事趋于妥洽，其 弊在怯。中国互相纷争时，每以“不讲理”责对方，盖默认凡受 教育之人都应讲理。虽然有时请讲理者是为拳头小之故。英国公 学，学生就有决斗的习惯，胜者得意，负者以后只好谦让一点，俨 然承认强权即公理，此中国人所最难了解者。即决斗之后，中外 亦有不同，西人总是来的干脆，行其素来彻底主义。中国人却不 11

然，因为理性过于发达，打败的军人，不但不枭首示众，反由胜 者由国库中支出十万圆买头等舱位将败者放洋游历，并给以相当 名目，不是调查卫生，便是考察教育，此为欧西各国所必无的事。 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发达之军人深知天道好还，世事沧桑，胜 者欲留后日合作的地步。败者亦自忍辱负重，预做游历归来亲善 携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达，若此的心气和平，固世界绝无而 仅有也。所以少知书识字的中国人，认为凡锋芒太露，或对敌方 “不留余地”者为欠涵养，谓之不祥。所以凡尔赛条约，依中国士 人的眼光看来便是欠涵养。法人今日之所以坐卧不安时作噩梦者， 正因定凡尔赛条约时没有中国人的明理之故。 但是我也须指出，中国人的讲理性，与希腊人之“温和明达” (“sweetness and light”)及西方任何民族性不同。中国人之理性， 并没有那么神化，只是庸见之崇拜(religion of commonsense)而 已。自然曾参之中庸与亚里斯多德之中甫，立旨大同小异，但是希 腊的思想风格与西欧的思想风格极相类似，而中国的思想却与希 腊的思想大不同。希腊人的思想是逻辑的、分析的，中国人的思 想是直觉的、组合的。庸见之崇拜，与逻辑理论极不相容，其直 觉思想，颇与玄性近似。直觉向来称为女人的专利，是否因为女 性短于理论，不得而知。女性直觉是否可靠，也是疑问，不然何 以还有多数老年的从前贵妇还在蒙地卡罗赌场上摸摸袋里一二法 郎，碰碰造化？但是中国人思想与女性，尚有其他相同之点。女 人善谋自存，中国人亦然。女人实际主义，中国人亦然。女人有 论人不论事的逻辑，中国人亦然。比方有一位虫鱼学教授，由女 人介绍起来，不是虫鱼学教授，却是从前我在纽约的时候死在印 度的哈利逊上校的外甥。同样的中国的推事头脑中的法律，并不 是一种抽象的法制，而是行之于某黄上校或某郭军长的未决的疑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