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与执政党建设》课程授课教案（讲义）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一大”专题研究

第二讲中国共产党”一大"专题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很多问题饶有趣味，如一大的纪念日与实际召开日为什么不是同一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何时，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这样一次重大会议，一大的文件到那里去了，等等，相信很多同学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为开阔视野、启迪思考，今天我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已的体会和看法。（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中国共产党何时成立，以什么作为标志，史学界的看法并不致，主流的看法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但是也有人认为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即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过程，它的上限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它的下限可以延长到中共"二大"甚至中共"三大"的召开，笔者认为三种看法各有特点，但第三种观点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7月"一大召开，这是党史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开端。"一大"参加者、后来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诞生时间结论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此外，参加了一大的另一个代表张国回忆也证实了，"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张国在《我的回忆》写道：“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嘉兴南湖游船上开会结束后，“大会旋即宣告结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式”，“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其依据有三，一是早期党的负责人或者重要领导人都把1920年作为党的成立时间。如：蔡和森、李大钊、翟秋白、邓中夏、董必武、李达等在不同场合都指出192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建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都是把1920年上海共产党的成立作为党成立的标志，1927年，李大钊在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存留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写到："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也记载了陈独秀在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蔡和森曾在1926年写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0年就正式成立了。"二是1920年上海成立的党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而且已经有党纲和宣言，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和理论刊物《新青年》、《共产党》，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对党的其他早期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发起与被发起的关系"，是中央与支部的关系，而且其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在陈独秀的要求和主持下建立的，当时的北京、武汉、长沙等共产党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武汉支部和长沙支部，这些都说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是共产党性质，不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三、从逻辑上讲，如果中共"一大"前尚未成立，就没有什么中共"一大"代表的共产党员身份，总是先有共产党，才有共产党员吧。纵观世界各国政党发展情况，大体上都是先有了政党，然后才有政党党员，然后才有经过选举或者委托产生的党员代表。如果说参加"一大"的不是共产党员，还只是共产主义活跃分子，那1921年7月召开的"一大"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会"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而不能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召开并不冲突，不能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成立混为一谈。国民党成立多年了，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才召开。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不过他不是指8月，而是11月，“标志就是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有了"收纳党员之标准”，结束了组织轮廓不清的模糊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过程，上限在五四运动，下限可以延伸到中共”二大”甚至”三大”。我们不能否认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重要地位，毕竟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一大"专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 开，很多问题饶有趣味，如一大的纪念日与实际召开日为什么不是同一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何 时，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这样一次重大会议，一大的文件到那里 去了，等等，相信很多同学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为开阔视野、启迪思考，今天我就这些问题谈谈自 己的体会和看法。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中国共产党何时成立，以什么作为标志，史学界的看法并不一 致，主流的看法是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但是 也有人认为 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即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有人认为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是一个过程，它的上限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它的下限可以延长到中共"二大"甚至中共"三 大"的召开，笔者认为三种看法各有特点，但第三种观点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 1921 年 7 月"一大"召开，这是党史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 1921 年党的"一大"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开端。"一大"参加者、后来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对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间结论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 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此外，参加了一大的另一个代表张国焘 回忆也证实了，"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写道："下午三时，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嘉兴南湖游船上 开会结束后，"大会旋即宣告结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式"，"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 1920年，其依据有三，一是早期党的负责人或者重要领导人都把 1920 年作 为党的成立时间。如：蔡和森、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董必武、李达等在不同场合都指出 1920 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建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都是把 1920年上海共产党的成立作为党成立的标志，1927年，李大钊在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存留的《中国共 产党简明历史》写到："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的 一份报告也记载了陈独秀在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 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蔡和森曾 在1926 年写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1920 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 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0 年就正式成立了。"二是 1920 年上海成立的党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而且已经有党纲和宣言，有自 己的机关刊物和理论刊物《新青年》、《共产党》，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对党的其他早期组织是"领导 与被领导、发起与被发起的关系"，是中央与支部的关系，而且其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在陈独秀的要 求和主持下建立的，当时的北京、武汉、长沙等共产党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武汉支部和 长沙支部，这些都说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是共产党性质，不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三、从逻辑上 讲，如果中共"一大"前尚未成立，就没有什么中共"一大"代表的共产党员身份，总是先有共产党，才 有共产党员吧。纵观世界各国政党发展情况，大体上都是先有了政党，然后才有政党党员，然后才 有经过选举或者委托产生的党员代表。如果说参加"一大"的不是共产党员，还只是共产主义活跃分 子，那1921年7月召开的"一大"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会"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大会"，而不能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于 1920 年与党 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召开并不冲突，不能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成立混为一谈。国民党成 立多年了，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才召开。日本历史学家石川祯浩也认为中国共产党 成立于 1920 年，不过他不是指8月，而是11月，"标志就是 1920 年 11 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 言》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有了"收纳党员之标准"，结束 了组织轮廓不清的模糊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过程，上限在五四运动，下限可以延伸到中共"二大"甚至"三大"。我 们不能否认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重要地位，毕竟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个党章，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当前任务，但严格说来党这时还不算完备，很多问题的看法还不够成熟，特别是这时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还不明显，党的当前纲领也不够准确。只有经过”二大”甚至“三大”，党制定了明确的革命纲领，迎来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党在工人群众中才有了影响力，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才比较明确，党才算正式成立。史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三种观点，目前第一种非常流行，也是最主要的观点，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话语和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这种观点也突出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历史地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成立的标志性事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应该说理由也很充分。第二种观点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事实上现在高校统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也提到："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在1920年8月......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但第二种观点过分强调了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性作用，当时党的工人阶级性质还不明显。第三种观点则弥补了以上的缺陷，并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下面，本文将对第三种观点进行更充分的论证。1、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及其与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它是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状态到自为状态转变的客观需要中产生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神经中枢。没有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就不可能有共产党的产生，没有纯粹的产业工人的加入，所谓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就不能够称为完全意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1920年成立和1921年成立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缺陷的。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作为斗争最坚决、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最具有革命力量的先进阶级的特点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和印证。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并从中锻炼提高自已，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在一大前还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参加一大的13名党代表就没有名纯正的产业工人，当时的50多名党员纯正的产业工人比例也很低，只有2人。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在它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接下来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两次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勇气，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但其规模、其动员群众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影响力是令人震撼的，强烈地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先进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并且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大量优秀的产业工人成员不断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也越来越明显，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工人党员已经达到21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11%。中共三大"时工人成分的党员发展到164人，占总人数的38%。党的队伍也因为工人阶级新鲜血液的加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其影响力也迅速提高。2、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完善及其重要性党的纲领，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确立的行动方略，它包括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在一大已经明确提出。最低纲领就是当前行动纲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特点和中心任务，制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目标。一大提出的当前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一一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显然，一大的最低纲领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发达，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有学者认为一大纲领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党章，但”确实起到了代党章的作用”。也有学者说：它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是它实质上是一个党章，或者叫准党章，代党章”。虽然他们对一大纲领的具体定位不同，但是他们都赞同二大党章是党的第一部党章，中共”二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制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认识

个党章，确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奋斗目标和当前任务，但严格说来党这时还不算完备，很多问题 的看法还不够成熟，特别是这时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还不明显，党的当前纲领也不够准确。只 有经过"二大"甚至"三大"，党制定了明确的革命纲领，迎来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党在工人群众 中才有了影响力，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才比较明确，党才算正式成立。 史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三种观点，目前第一种非常流行，也是最主要的观点，这是 因为毛泽东的话语和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这种观点也突出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 历史地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成立的标志性事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应该说理由也很 充分。第二种观点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事实上现在高校统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也提到："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 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在1920年8月.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 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 了。"但第二种观点过分强调了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历史性作用，当时党的工人阶级性质还不明显。第 三种观点则弥补了以上的缺陷，并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下面，本文将对第三种观 点进行更充分的论证。 1、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及其与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密切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它是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 状态到自为状态转变的客观需要中产生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 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神经中枢。没有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就不可能有共产党的产生，没有纯粹的产 业工人的加入，所谓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就不能够称为完全意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1920年成立 和1921年成立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缺陷的。 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作为斗争最坚决、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最具有革命力量 的先进阶级的特点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和印证。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到工 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并从中锻炼提高自己，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在一大前还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参加一大的13名党代表就没有一 名纯正的产业工人，当时的50多名党员纯正的产业工人比例也很低，只有2人。1921年8月，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在它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 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 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接下来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两次罢 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勇气，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虽然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但其规模、其动员群众的程度以及造成的影响力是 令人震撼的，强烈地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精神和战斗力。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先进知 识分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并且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大量优秀的产业工人成员不断加入到 党的组织中来，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也越来越明 显，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工人党员已经达到21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11%。中共"三 大"时工人成分的党员发展到164人，占总人数的38%。党的队伍也因为工人阶级新鲜血液的加入， 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其影响力也迅速提高。 2、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完善及其重要性 党的纲领，是指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确立的行动方略，它包括最高纲领和最低纲 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在一大已经明确提出。最低纲领就是当前行动纲 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特点和中心任务，制定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 线和基本目标。一大提出的当前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 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显然，一大的最低 纲领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发达，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中国革命的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有学者认为一大纲领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党 章，但"确实起到了代党章的作用"。也有学者说：它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是"它实质上是一个党 章，或者叫准党章，代党章"。虽然他们对一大纲领的具体定位不同，但是他们都赞同二大党章是党 的第一部党章，中共"二大"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制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 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党的二大第一 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认识

到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纵观各国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没有找到明确的行动纲领之前很难说这个政党已经成立或者说成熟。纲领是一个政党成熟或者说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从国民党的创建历程，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行动目标，但它还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政党，只能说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团体，原因很多，如组织不完善、影响力不大、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但纲领不完善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其他原因可以说也是这个原因派生的；1905年，孙中山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基础上在日本创建了"同盟会"，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语言明了、内容清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鼓舞人民反清、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号角，是具有强烈战斗力和影响力的行动纲领，这样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影响力就空前提高，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名副其实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因为”二大"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列强除军阀"就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斗争的目标，也直接促成了"三大"的召开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并进而促进了国共合作和后来的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其能够鲜明地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而成功地领导了大革命运动，思想领导是我党先进性的重要表现，也是政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3、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发展的过程。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量变和质变相互渗透、相互依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没有量变的积累，质变是不会发生的。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不仅可以完成量变，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说"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质量互变发展规律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表现出伟大的力量，这造成了两个结果：工人阶级需要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才能使自己的斗争从自在状态转化为自觉、自为状态；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开始主动深入工人队伍中去，向他们灌输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这可以说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质变，但从共产党成立来说，这还只是一个起点，是新的质变基础上量变的开始。经过一系列事件，如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共”二大”，乃至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结合的程度越来越紧密，党的纲领越来越成熟，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也越来越完善，党的战斗力、影响力、领袖人物的知名度美誉度也越来越强大，量变基础上的阶段性质变、部分性质变终于形成了全局性的质变，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水到渠成地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帮助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十月革命后，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和世界革命思想的指导，开始探寻东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在中国革命运动客观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越飞等人的穿针引线及其指导帮助，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说”可以让我们更多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艰难历程和各种要素的发展壮大，也可以避免突出个人、突出某个事件的唯心史观。（二）关于”一大”召开的日期相当长的时期，党史界认为1921年7月1日是一大"召开日，后来通过学者的研究，7月1日说已被否定。目前学术界主要有7月23日和24日两种观点：1."一大"于7月23日开幕。部维正教授是该观点的主要代表，其依据有：一是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一大"于7月23日开幕；二是对"一大"代表行踪的分析，7月1日到达上海的只有3人，其余的都是7月14日到7月下旬之间到达，"一大"代表到齐后才能召开，"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的可能性最大；三是据"一大"代表回忆，"一大"在上海开会8天，最后的一次会发生密探闯入，陈公博回忆这次（最后）会议当晚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查上海《新闻报》和《申报》知此案发生于7月31日，由此推知在上海的最后会议是7月30日召开，前推8日正好是7月23日

到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 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纵观各国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没有找到明确的行动纲领之前很难 说这个政党已经成立或者说成熟。纲领是一个政党成熟或者说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从国民党 的创建历程，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行动目标，但它还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政党，只能说是中国第一个资 产阶级团体，原因很多，如组织不完善、影响力不大、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但纲领不完善是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其他原因可以说也是这个原因派生的；1905年，孙中山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 等革命团体基础上在日本创建了"同盟会"，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正式提 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语言明了、内容清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 的方向，是鼓舞人民反清、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号角，是具有强烈战斗力和影响力的行动纲领，这 样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影响力就空前提高，同盟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名副其实的成立 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因为"二大"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列强除军 阀"就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斗争的目标，也直接促成了"三大"的召开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并进而 促进了国共合作和后来的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其能够鲜明地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而成功地领 导了大革命运动，思想领导是我党先进性的重要表现，也是政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3、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发展的过程。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是事物 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量变和质变相互渗透、相互依存。量变是 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没有量变的积累，质变是不会发生 的。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不仅可以完成量变,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恩格斯在《反杜林 论》中提到，"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 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 的量的情况.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说"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质 量互变发展规律的。 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表现出伟大的力量，这造成了两个结果：工人阶级 需要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才能使自己的斗争从自在状态转化为自觉、自为状态；先进知识分子看到 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开始主动深入工人队伍中去，向他们灌输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就开启 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这可以说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质变，但从共产党成立来 说，这还只是一个起点，是新的质变基础上量变的开始。经过一系列事件，如中共"一大"，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共"二大"，乃至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结合的程度越来 越紧密，党的纲领越来越成熟，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也越来越完善，党的战斗力、影响力、领 袖人物的知名度美誉度也越来越强大，量变基础上的阶段性质变、部分性质变终于形成了全局性的 质变，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水到渠成地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帮助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十月革命后，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和世界革命思想的指导，开始探寻东方 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在中国革命运动客观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维经斯基、马林、尼 克尔斯基、越飞等人的穿针引线及其指导帮助，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说"可以让我们 更多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艰难历程和各种要素的发展壮大，也可以避免突出个人、突出某个事件 的唯心史观。 （二）关于"一大"召开的日期 相当长的时期，党史界认为 1921 年 7 月 1 日是"一大"召开日，后来通过学者的研究，7 月 1 日 说已被否定。目前学术界主要有 7 月 23 日和 24 日两种观点： 1．"一大"于 7 月 23 日开幕。邵维正教授是该观点的主要代表，其依据有：一是历史文献《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一大"于 7 月 23 日开幕；二是对"一大"代表行踪的分析，7 月 1 日 到达上海的只有 3 人，其余的都是 7 月 14 日到 7 月下旬之间到达，"一大"代表到齐后才能召 开，"一大"于 7 月下旬召开的可能性最大；三是据"一大"代表回忆，"一大"在上海开会 8 天，最后的 一次会发生密探闯入，陈公博回忆这次（最后）会议当晚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查上海 《新闻报》和《申报》知此案发生于 7 月 31 日，由此推知在上海的最后会议是 7 月 30 日召开，前 推 8 日正好是 7 月 23 日

2."一大于7月24日开幕。邵维正的这一考证结果已被海内外广泛接受，大量刊物都把7月23日定为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但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共"一大"开幕的具体时间是7月24日。理由：陈公博确是7月23日到达上海，但同日不可能召开大会，因为他还要处理一系列事情，如安排好住宿，向大会筹备者说明陈独秀不能来上海的情况，转交陈独秀给大会的信以及关于党纲草案的四点意见，这些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陈公博的硕士论文也认为，"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4日。张国焘对"一大"会议日程的排列，也证实了"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4日。（三）关于"一大"的闭幕日期中共”一大"7月23日或者24日召开，争论不大，但会议的闭幕日期则众说纷绘，存在多种见解。在一些正式的出版物中，关于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也含糊不清。198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曾把会议的闭幕日期记为7月31日，而该书1987年版和1989年版又改为8月1日或2日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中也写成8月1日或2日，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注释中则指出目前学界"对党的闭幕日期有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我们的"纲要"课程则干脆回避了这个问题。1．7月31日。该说主要依据当事人的回忆。董必武、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中共"一大"出席者均认为南湖会议于巡捕搜查上海会场的次日召开。如董必武1971年回忆：“（会议）中断后第二天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统一说法，和没有新的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同7月31日为中共"一大"闭幕日。不过，反对者认为该说也存在多种不足：其一，7月31日说是建立在相关人士回忆的基础上，这些回忆都是完成于"一大"结束几十年后，准确性尚需考证；其二，代表们30日晚因为巡捕搜查事件紧急疏散至各处，短期内联系困难，组织者决定移址及通知代表的时间也来不及；其三，不符合马林对大会安全的要求。警察搜查表明中共"一大已经引起租界警探的注意，在这种形势下，高度警觉的马林不可能连夜通知大家次日一早乘车去嘉兴南湖开会。其四，据《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会场出事后的第二天即31号，陈公博曾找李达、张国焘表示下午要去杭州，张国焘的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果这天去南湖开会，陈公博是见不到他们的。2.8月1日。该说的主要依据同样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这里的东湖应该是南湖之误，隔一日指隔了31日，所以会议是8月1日开幕。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停会，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续会，“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明早"即是8月1日。然而否定8月1日说的论据也非常有力。第一，当日的天气状况否定了该说。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信》载："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遭狂风巨灾，南湖游船吹覆四五艘，溺毙游客3人，狂风持续1小时。“假如会议是在8月1日在嘉兴南湖进行，应该有代表提及此事。有论者辩称会议是在暴风来临之前即四点左右结束的，所以未有代表提及暴风灾害。但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在陈潭秋、李达、张国焘、王会悟和包惠僧等人的回忆中，大会最早也是六点之后结束的。既然会议开到很晚，却有没有人谈及这场风灾，这说明会议并不是8月1日召开的。第二，该说与王会悟的回忆不符合。王会悟负责中共"一大"的会务工作，她在1959年回忆说："一大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她所说的"两天以后"应该是8月2日。3.8月2日说。该说是依据《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通过分析陈公博的行踪得出的。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中提到大东旅社凶杀案，论者通过查证当时报纸关于该案的报道，确认陈公博是7月31日离开上海去杭州。论者又从当时沪上报纸找到8月4日的船期信息，肯定了陈公博"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的说法。由此便可确定陈公博杭州之旅的大致行程：7月31日离开上海8月1日和2日携妻游杭州，8月3日回上海。归来上海后，陈公博从周佛海的口中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上结束了。所以，“1号之后3号之前的2号，就是一大南湖会议的日期"。另外，王会悟的回忆也印证了8月2日说。因此，该说自前在学界比较有说服力。不过，反对者援引前文的风灾报道对该说也提出了质疑。《申报》8月4日关于这场暴风灾害的后续报道说，受暴风袭击的嘉兴车站和电话线路的抢修作业一直持续到2日夜，而台风至3日夜仍未恢复平静。如果这段时间代表们在嘉兴的话，相关的回忆录中肯定有所反映

2．"一大"于 7 月 24 日开幕。 邵维正的这一考证结果已被海内外广泛接受，大量刊物都 把 7 月 23 日定为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 共"一大"开幕的具体时间是 7 月 24日。理由：陈公博确是7月23日到达上海， 但同日不可能召开大 会，因为他还要处理一系列事情，如安排好住宿，向大会筹备者说明陈独秀不能来上海的情况，转 交陈独秀给大会的信以及关于党纲草案的四点意见，这些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陈公博的硕士论文 也认为，"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4日。张国焘对"一大"会议日程的排列，也证实了"一大"开幕日期是7 月24日。 （三）关于"一大"的闭幕日期 中共"一大"7月23日或者24日召开，争论不大，但会议的闭幕日期则众说纷纭，存在多种见解。 在一些正式的出版物中，关于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也含糊不清。1981 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 表》中曾把会议的闭幕日期记为7 月31 日，而该书1987 年版和1989年版又改为 8 月 1 日或 2 日。 199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 注释中也写成 8 月 1 日或 2日，2002 年版《中国共产党 史》( 第一卷) 注释中则指出目前学界"对党的闭幕日期有 7 月 30 日、7 月31 日、8 月 1 日、 8 月 2 日、8 月 5 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我们的"纲要"课程则干脆回避了这个问题。 1． 7 月 31 日。该说主要依据当事人的回忆。董必武、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中共"一大"出 席者均认为南湖会议于巡捕搜查上海会场的次日召开。如董必武 1971 年回忆: "( 会议) 中断后第二天 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 的统一说法，和没有新的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同 7 月 31 日为中共"一大"闭幕 日。不过，反对者认为该说也存在多种不足: 其一，7 月 31 日说是建立在相关人士回忆的基础上， 这些回忆都是完成于"一大"结束几十年后，准确性尚需考证； 其二，代表们 30 日晚因为巡捕搜查事 件紧急疏散至各处，短期内联系困难，组织者决定移址及通知代表的时间也来不及； 其三，不符合 马林对大会安全的要求。警察搜查表明中共"一大"已经引起租界警探的注意，在这种形势下，高度警 觉的马林不可能连夜通知大家次日一早乘车去嘉兴南湖开会。其四，据《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会场出事后的第二天即 31 号，陈公博曾找李达、张国焘表示下午要去杭州，张国焘的回忆中也印证 了这一点。如果这天去南湖开会，陈公博是见不到他们的。 2． 8 月 1 日。该说的主要依据同样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1929 年 12 月 31 日《董必武给 何叔衡的信》中说: "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 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这里的东湖应该是南湖之误，隔一日指隔了 31 日，所以会议 是 8 月1 日开幕。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停会，李达夫人王会 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南湖续会，"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 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明早"即是 8 月 1 日。然而否定 8 月 1 日说的 论据也非常有力。第一，当日的天气状况否定了该说。8 月 3 日《申报》的《地方通信》载: "8 月 1 日下午5 时许，嘉兴遭狂风巨灾，南湖游船吹覆四五艘，溺毙游客 3 人，狂风持续 1 小时。"假如 会议是在 8 月 1 日在嘉兴南湖进行，应该有代表提及此事。有论者辩称会议是在暴风来临之前即四 点左右结束的，所以未有代表提及暴风灾害。但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在陈潭秋、李达、张国焘、王 会悟和包惠僧等人的回忆中，大会最早也是六点之后结束的。既然会议开到很晚，却有没有人谈及 这场风灾，这说明会议并不是 8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该说与王会悟的回忆不符合。王会悟负责中 共"一大"的会务工作，她在 1959 年回忆说: "‘一大’会议在上海开了两天，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 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她所说的"两天以后"应该是 8 月 2 日。 3． 8 月 2 日说。该说是依据《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通过分析陈公博的行踪得出的。陈公博 和周佛海的回忆中提到大东旅社凶杀案，论者通过查证当时报纸关于该案的报道，确认陈公博 是 7 月31 日离开上海去杭州。论者又从当时沪上报纸找到8 月4 日的船期信息，肯定了陈公博"三日 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的说法。由此便可确定陈公博杭州之旅的大致行程: 7 月 31 日离开上海， 8 月 1日和 2 日携妻游杭州，8 月 3 日回上海。归来上海后，陈公博从周佛海的口中大会已经在嘉兴 南湖上结束了。所以，"1 号之后 3 号之前的 2 号，就是一大南湖会议的日期"。另外，王会悟的回忆 也印证了 8 月 2 日说。因此，该说目前在学界比较有说服力。不过，反对者援引前文的风灾报道对 该说也提出了质疑。《申报》8 月 4 日关于这场暴风灾害的后续报道说，受暴风袭击的嘉兴车站和 电话线路的抢修作业一直持续到 2 日夜，而台风至 3 日夜仍未恢复平静。如果这段时间代表们在嘉 兴的话，相关的回忆录中肯定有所反映

4.8月5日说。该说的主要证据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斯穆尔斯基1921年10月13日向莫斯科写的一封信。信中称"从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份报告写于1921年11月3日，距离中共一大"闭幕仅3个月，似乎更有说服力。但该说也不是无解可击。斯穆尔斯基的这封信虽说是谈到大会闭幕日期的唯一文字资料，但这些资料是间接的斯穆尔斯基并非会议的当事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认为斯穆尔基斯所说的会议闭幕日期，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打给伊尔库茨克的电报所说的大会进程，而这个进程"应该是租界警察搜查以前决定的日程"所以斯穆尔斯基接到报告后，“就以为大会已经按7月23日至8月5日的预定日程进行了"。反对者还提出大会在7月30日因法警搜查被迫中止后，居然等到五天后再开，这既同代表们"尽早结束会议"的要求不相符，也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一大"上表现出的高度警觉感不相称。5.7月30日。该说本来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几乎所有资料都显示大会的最后一天是在南湖召开的，警探搜查事件发生在7月30日晚上，代表们不可能连夜赶到南湖的游船上开会。但是因为其他观点也有缺陷，有学者就提出了7月30日说。理由：第一，据多数当事人回忆，上海会议和南湖会议总共只开了5天，上海会议与南湖会议之间没有间隔；第二，据陈潭秋、张国焘回忆，开幕式不算正式会议，且有时每日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而开幕式在7月23日，中间有两天休会，这样上海的六次会议不一定要六天，可能4天就够了，29日上海会议开完，30日开南湖会议可行。第三，因为记忆都是不准确的，或许一大代表开完南湖会议回来，陈公博所住大东旅社才发生孔阿琴被杀案。根据一大档案文件与其它材料，"一大"闭幕于7月30日不是没有可能（四）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包惠僧出席了党的”一大”，这一点学术界并无争议。关于包惠僧出席”一大”是否具备代表资格以及代表哪个地区的问题，有六种不同的说法，从而引出”一大”代表人数是12还是13人的问题。1.是武汉代表。该观点主要依据是张国的回忆：“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2．是广东代表。也是根据代表的回忆。如1936年陈潭秋回忆说："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国共分家后投降了国民党，依靠周佛海谋生活。“董必武1937年回答尼姆韦尔斯时也认为包惠僧是广东代表：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包惠僧也认为自已是广东代表，他1979年回忆：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3．是陈独秀的代表。邵维正认为：“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这比较合乎事实。包惠僧在入党前就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交往也多，彼此较为了解。包惠僧当时也具备参加一大的资格，陈独秀对他今后的工作又有些打算。加上陈独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就指派从上海来和他联络的包惠僧参加。""另外，从陈独秀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来看，他指派包惠僧参加一大也是完全可以的"。4.参加了会议但不是代表。一是依据"一大"代表的回忆，刘仁静曾回忆道：“包惠僧是参加了大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得他是串门参加会的。“董必武1971年8月14日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说："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是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作为上海代理书记也从不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二是依据1921年下半年起草的"一大文件《中国共产党第-次代表大会》，它记载：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排除了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这些都证明包惠僧不是"一大"代表。5．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陈独秀派向临时中央和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6.包惠僧是正式代表，其小组身份可以不计较。理由是：在建党时期，党的组织并不健全，参加大会的代表不可能都有完备的手续，从包惠僧参加”一大”前在党内的身份（1920年6月筹建湖北共产党的临时支部并任书记，1921年1月到上海参加临时中央工作）和在"一大"上的表现（在大会中积极发言，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来看，包惠僧不仅具备了参加”一大“的资格，也起到了正式代表的作用

4． 8 月 5 日说。该说的主要证据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斯穆尔斯基 1921 年 10 月 13 日 向莫斯科写的一封信。信中称"从 7 月 23 日至 8月 5 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 表 大会"。 这份报告写于 1921 年 11 月 3 日，距离中共"一大"闭幕仅 3 个月，似乎更有说服力。但该说也不是 无懈可击。斯穆尔斯基的这封信虽说是谈到大会闭幕日期的唯一文字资料，但这些资料是间接的， 斯穆尔斯基并非会议的当事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认为斯穆尔基斯所 说的会议闭幕日期，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打给伊尔库茨克的电报所说的大会进程，而这个进程"应该是 租界警察搜查以前决定的日程"所以斯穆尔斯基接到报告后，"就以为大会已经按7 月 23 日 至 8 月 5 日的预定日程进行了"。反对者还提出大会在 7 月 30 日因法警搜查被迫中止后，居然等到 五天后再开，这既同代表们"尽早结束会议"的要求不相符，也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一大"上表现出 的高度警觉感不相称。 5． 7 月 30 日。该说本来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几乎所有资料都显示大会的最后一天是在南湖 召开的，警探搜查事件发生在 7 月 30 日晚上，代表们不可能连夜赶到南湖的游船上开会。但是因为 其他观点也有缺陷，有学者就提出了7月30日说。理由: 第一，据多数当事人回忆，上海会议和南湖 会议总共只开了5天，上海会议与南湖会议之间没有间隔； 第二，据陈潭秋、张国焘回忆，开幕式不 算正式会议，且有时每日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而开幕式在7月23日，中间有两天休会，这样上海 的六次会议不一定要六天，可能4天就够了，29日上海会议开完，30日开南湖会议可行。第三，因为 记忆都是不准确的，或许一大代表开完南湖会议回来，陈公博所住大东旅社才发生孔阿琴被杀案。 根据"一大"档案文件与其它材料，"一大"闭幕于7月30日不是没有可能。 （四）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 包惠僧出席了党的"一大"，这一点学术界并无争议。关于包惠僧出席"一大"是否具备代表资格以 及代表哪个地区的问题，有六种不同的说法，从而引出"一大"代表人数是 12 还是 13 人的问题。 1．是武汉代表。该观点主要依据是张国焘的回忆："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2．是广东代表。也是根据代表的回忆。如1936 年陈潭秋回忆说："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国共 分家后投降了国民党，依靠周佛海谋生活。"董必武 1937 年回答尼姆韦尔斯时也认为包惠僧是广东 代表："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 内政部官员。"包惠僧也认为自己是广东代表，他1979年回忆："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 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 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 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 3．是陈独秀的代表。邵维正认为："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这比较合乎事实。 包惠僧在入党前就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交往也多，彼此较为了解。包惠僧当时也具备参加‘一大’的资 格，陈独秀对他今后的工作又有些打算。加上陈独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就指派从上海来和 他联络的包惠僧参加。""另外，从陈独秀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来看，他指派包惠僧参加‘一大’也是完全 可以的"。 4．参加了会议但不是代表。一是依据"一大"代表的回忆，刘仁静曾回忆道："包惠僧是参加了大 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得他是串门参加会的。"董 必武 1971 年 8 月 14 日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说："广州是一个 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是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作为上海代 理书记也从不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二是依据 1921 年下半年起草的"一大"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它记载：参加大会的有 12 名代表，排除了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这些都证明包 惠僧不是"一大"代表。 5．包惠僧不是代表，是陈独秀派向临时中央和大会组织者汇报说明情况的使者。 6．包惠僧是正式代表，其小组身份可以不计较。理由是：在建党时期，党的组织并不健全，参 加大会的代表不可能都有完备的手续，从包惠僧参加"一大"前在党内的身份（1920年 6 月筹建湖北 共产党的临时支部并任书记，1921 年 1 月到上海参加临时中央工作）和在"一大"上的表现（在大会 中积极发言，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来看，包惠僧不仅具备了参加"一大"的资格，也起到了正式代表 的作用

（五）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对于"北李"李大钊未能参加一大的原因，史学界有五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这是最流行的说法，多数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及图书均采用这种说法。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陈公博，也是北大的毕业生。他在1946年写的《我与共产党》中记述道："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第二种说法：在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井准备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提这一说法的是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包括胡华这样的大学者。有文章说："李大钊正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均未参加（党的一大）。“还有一篇文章说：“1921年李大钊同志因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之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另派两名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这种说法经认真推敲、查阅文献，基本不可信。因为李大钊那时在北京，并没有参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第三种说法：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这种提法最早是罗章龙提出来的。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一一一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在这段文字中，罗章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北京小组选派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为代表的经过。这段回忆向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钊正在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的索薪工作，而且还代理正生病的马叙伦先生为索薪会的主席。过去人们只注意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是他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八校的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月余，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们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据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来李大钊被送进了医院，待李大钊伤愈出院，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第四种说法：对”一大”的历史意义估计不足。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当年北大师生的活动及其心理以及当时较为广泛自由的结社氛围，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北大学生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可能没有惊动李大钊，也可能随便给李大钊说了，而李大钊也因工作繁忙就委托学生们处理。学生们于是召开会议，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上述罗章龙的回忆已明确说明，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沪参加建党会议，于

（五）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 对于"北李"李大钊未能参加一大的原因，史学界有五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 忙，不能抽身。这是最流行的说法，多数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及图书均采用这种说法。张国焘在《我 的回忆》中写道："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 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 会。"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陈公博，也是北大的毕业生。他在1946年写的《我与共产党》中记述道："当 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 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 第二种说法：在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准备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 会"的年会。提这一说法的是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包括胡华这样的大学者。有文章说："李大钊正 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均未参加（党的一大）。"还 有一篇文章说："1921年李大钊同志因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之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另派两名代 表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 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 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这种说法经认真推敲、查阅文献，基本不可信。 因为李大钊那时在北京，并没有参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第三种说法：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这种提法最早是罗 章龙提出来的。罗章龙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 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 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 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 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 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 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在这段文字 中，罗章龙以当事人的身份详细叙述了北京小组选派张国焘、刘仁静二人为代表的经过。这段回忆 向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二是李大钊正在忙于主持北大 教师的索薪工作，而且还代理正生病的马叙伦先生为索薪会的主席。过去人们只注意李大钊"领导索 薪斗争"是他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却忽视了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没有 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 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 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转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难以为继。八校的 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专门学校开 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 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干事。在马叙伦 生病期间，即自4月26日起李大钊代理八校联席会议主席，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这次索薪斗争历时 4月余，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 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们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 洋政府总统府交涉，遭反动军警殴打，头部受伤"。据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 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后来李大钊被送进了医院，待李大钊伤愈出院，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仍 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 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政府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第四种说法：对"一大"的历史意义估计不足。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当年北 大师生的活动及其心理以及当时较为广泛自由的结社氛围，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北 大学生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可能没有惊动李大 钊，也可能随便给李大钊说了，而李大钊也因工作繁忙就委托学生们处理。学生们于是召开会议， 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上述罗章龙的回忆已明确说明，当时北京共产 主义小组并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也在《一大琐 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 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

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那么邓中夏是不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邓中夏看来开这样的会议意义不大，随后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了。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竞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现在很多人总是疑惑既然党的"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什么时候、为什么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纪念日呢？其实，也是当时党内领导人不能确切记忆它的准确日期了。最早提出"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来纪念。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的时候，记不清"-大"召开的准确时间了，只记得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但由组织确定"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时间，是在1939年6月30日，这一天的《新中华报》指出：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以中央名义确定"七一"为党的生日的正式文件见于1941年6月，当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第一个指示。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为什么邓中夏宁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而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为什么有学者认为是李大钊要筹备和准备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呢？这里有必要说明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时候的分量。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各种党派、社团如雨后春笋。广大青年学子纷纷起来组织学会，学习和探索新思想、新学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其中人数较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也较大的一个进步社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党的早期活动家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有的并担任过学会的领导工作。李大钊曾经参加学会的筹备和发起工作，并亲自担任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主任编辑，从事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初期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名人的李大钊当时参加的进步社团是很多的，而且邀请他参加各种新成立社团的邀请信也是很多的，如果在他看来没有更大的意义的社团会议，估计他还是会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为重的。第五种说法：李大钊不方便参加这样一次”赤色”会议。从陈公博的回忆"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张国焘和李大钊商量出的托辞以及刘仁静的推测可以得出结论，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可能是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在苏俄一兴起，就被世界资本主义阵营视为"洪水猛兽”、"过激主义”，引起了国际反动势力的恐慌，在中国更是被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严加防范，李大钊作为一位北大教授，社会名流，特别作为一位挂了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想秘密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难度很大，加上又各种事务缠身，突然的离开，更会引起当局的猜疑，搞不好会连累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此他有可能和张国焘商量，让他得意弟子参加，自己以领导讨薪斗争为幌子掩护这样一次重大的秘密的会议的召开。为什么陈独秀也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呢？这方面的争论更是多样，原因也是众说纷绘，经梳理，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公务繁忙说。其主要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张国等的回忆：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忙于公务而无法抽身参加大会。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教育厅长。"与陈独秀关系十分密切的包惠僧回忆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情况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

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 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 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 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小组选举一大代 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 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那么邓中夏是不 是很忙呢？不是的，只是在邓中夏看来开这样的会议意义不大，随后他就南下南京去出席少年中国 学会的年会了。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 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 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现在很多人总是疑惑既然党 的"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什么时候、为什么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纪念日呢?其实，也是当时 党内领导人不能确切记忆它的准确日期了。最早提出"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38 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 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把"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生日来纪念。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他们回忆的时候，记不清"一 大"召开的准确时间了，只记得是一个夏天，天气很热。于是就决定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纪念日了。 但由组织确定"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时间，是在1939年6月30日，这一天的《新中华报》指 出:"‘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以中央名义确定"七一"为党的生日的正式文件 见于1941年6月，当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今年七 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 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 第一个指示。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为什么邓中夏宁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而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为什么有学者认为是李大钊要筹备和 准备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呢？这里有必要说明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时候的分量。五四时期是一个 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各种党派、社团如雨后春笋。广大青年学子纷纷 起来组织学会，学习和探索新思想、新学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其中人数较 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也较大的一个进步社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李大钊、毛泽东和 党的早期活动家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有的并担任过学会的领 导工作。李大钊曾经参加学会的筹备和发起工作，并亲自担任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主 任编辑，从事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初期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名人 的李大钊当时参加的进步社团是很多的，而且邀请他参加各种新成立社团的邀请信也是很多的，如 果在他看来没有更大的意义的社团会议，估计他还是会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为重的。 第五种说法：李大钊不方便参加这样一次"赤色"会议。从陈公博的回忆"当时的代表大会，所 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 未来沪"、张国焘和李大钊商量出的托辞以及刘仁静的推测可以得出结论，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可能 是出于安全因素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在苏俄一兴起，就被世界资本主义阵营视为"洪水猛兽"、"过激 主义"，引起了国际反动势力的恐慌，在中国更是被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严加防范，李大钊作为一位 北大教授，社会名流，特别作为一位挂了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想秘密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难度 很大，加上又各种事务缠身，突然的离开，更会引起当局的猜疑，搞不好会连累同志和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因此他有可能和张国焘商量，让他得意弟子参加，自己以领导讨薪斗争为幌子掩护这样一 次重大的秘密的会议的召开。 ※ ※ ※ ※ ※ ※ ※ ※ 为什么陈独秀也没有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呢？这方面的争论更是多样，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经梳 理，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公务繁忙说。其主要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张国焘等的回忆：陈独秀在广州政府 担任教育委员长忙于公务而无法抽身参加大会。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教育厅长。"与陈独秀关 系十分密切的包惠僧回忆参加中共"一大"时的情况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

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张国焘回忆说：陈先生的信中说明他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第二种说法：不满共产国际代表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应该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成立大会，然而马林并未这样做，而是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情况下召开”一大”，这极大地伤害了陈独秀的自尊心，也影响了他独立自主创办中国共产党的计划。这是因为：首先，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创始人，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巨璧，“思想界的明星"。1920年夏天，陈独秀首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并任书记，接着又组建了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也都是陈独秀亲自联系，或派人去帮助建立起来的。陈独秀可以说是全国各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实际上的公认的领袖。其次，1920年底，陈独秀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和中共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信往来频繁，关系密切，还对中共上海发起组起着实际的领导作用。再次，陈独秀在1920年11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年2月，他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把党章寄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这说明陈独秀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有了比较完备的设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和各地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一旦商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会亲自到会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可是共产国际代表不先向陈独秀建议，也不征得陈独秀同意，就让李汉俊叫他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陈当然有意见。陈独秀花费了巨大心血，真诚而热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竟由两个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个性强的陈独秀以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特别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重视名誉的知识分子，最怕别人无端怀疑他创立共产党的动机，怀疑共产党的性质。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对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出席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种说法：不重视说。有人认为陈独秀对"一大"的不重视才是他不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1920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有了全国性组织，"一大"不过是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召开的一次协调性的会议，并不如后来的历史说得那么重要。陈独秀当时正忙于大学校舍筹款，如果离开厂东，修建校舍的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就只好让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参加"一大"了，并把他的信和给大会的几点意见都由陈公博代为传达了。第四种说法：不安全说。和李大钊不方便出席的原因一样，陈独秀更不方便出席这样一次会议。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曾经跨过北洋政府的监狱，也曾被北京大学开除，在上海也呆不住，来到广东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谋取差事。如果贸然回到上海，不惊动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才是怪事呢，这样只会给会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只挂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几个人的照片，也就是说只有这少数几位”一大”代表是党的创始人。虽然陈独秀、李大钊的照片也在馆中陈列，但他俩不是以党的创始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显然是把党的”一大”代表身份看得太重的缘故。李良明认为，中共”一大”虽然是党的创建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但不能把是否出席”一大”当作党的创始人的标准。第一，当时”一大”代表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民主选举，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审查，参加”一大”会议的不一定就是当时党内最优秀的成员。第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俩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他俩作为中共创始人的历史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第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也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八个早期党组织之一。他们也没有派代表回来参加中共”一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历史地位也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特别是蔡和森，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1920年8月、9月他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对党的名称、性质、纲领、注意事项等的思考可以说是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先驱。第四，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除与共产国际及上海、北京有联系的各地早期党组织的成员外，还有一批独立探索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

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 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 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 席会议.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 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张国焘回忆说：陈先生的信中说明他尚未获准不 能抽身出席。 第二种说法：不满共产国际代表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建议召开中国共 产党成立大会，应该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成立大会，然而马林并未这样 做，而是在没有征得陈独秀同意情况下召开"一大"，这极大地伤害了陈独秀的自尊心，也影响了他 独立自主创办中国共产党的计划。这是因为：首先，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创始人，即"南陈 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的巨 擘，"思想界的明星"。1920年夏天，陈独秀首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 并任书记，接着又组建了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 也都是陈独秀亲自联系，或派人去帮助建立起来的。陈独秀可以说是全国各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实际 上的公认的领袖。其次，1920年底，陈独秀虽然离开了上海，但和中共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信往来 频繁，关系密切，还对中共上海发起组起着实际的领导作用。再次，陈独秀在1920年11月，草拟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二年2月，他又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把党章寄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 这说明陈独秀对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有了比较完备的设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 条件已经成熟。他和各地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一旦商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会亲自到会 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可是共产国际代表不先向陈独秀建议，也不征得陈独秀同意， 就让李汉俊叫他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陈当然有意见。陈独秀花费了巨大心血，真诚而热切地 筹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竟由两个外国人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以 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无端地受到极大损害，接受不了。特别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重视名誉的 知识分子，最怕别人无端怀疑他创立共产党的动机，怀疑共产党的性质。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对召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出席这次大会的—个重要原因。 第三种说法：不重视说。有人认为陈独秀对"一大"的不重视才是他不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 1920 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有了全国性组织，"一大"不过是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召开的一次 协调性的会议，并不如后来的历史说得那么重要。陈独秀当时正忙于大学校舍筹款，如果离开广 东，修建校舍的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就只好让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参加"一大"了，并把他的信和给 大会的几点意见都由陈公博代为传达了。 第四种说法：不安全说。和李大钊不方便出席的原因一样，陈独秀更不方便出席这样一次会 议。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 袖，曾经蹲过北洋政府的监狱，也曾被北京大学开除，在上海也呆不住，来到广东孙中山的革命政 府谋取差事。如果贸然回到上海，不惊动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才是怪事呢，这样只会给会议带来不 必要的麻烦甚至有可能是灭顶之灾。 （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只挂毛泽东、何叔衡、董必 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几个人的照片，也就是说只有这少数几位"一大"代表是党的创始 人。虽然陈独秀、李大钊的照片也在馆中陈列，但他俩不是以党的创始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显然是 把党的"一大"代表身份看得太重的缘故。李良明认为，中共"一大"虽然是党的创建史上一次极为重 要的会议，但不能把是否出席"一大"当作党的创始人的标准。第一，当时"一大"代表并没有经过认 真的民主选举，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审查，参加"一大"会议的不一定就是当时党内最优秀的成员。 第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他俩都没有 出席中共"一大"，但他俩作为中共创始人的历史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第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 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也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八 个早期党组织之一。他们也没有派代表回来参加中共"一大"，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历 史地位也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特别是蔡和森，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1920年8 月、9月他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对党的名称、性质、纲领、注意事项等的思考可以说是超出了同时 代的其他先驱。第四，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除与 共产国际及上海、北京有联系的各地早期党组织的成员外，还有一批独立探索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

知识分子，如湖北的恽代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建立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一一共存社，他关于建党的思考和行动也是同时代的夜依者。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是有贡献的。因此所谓创始人，只要满足了下列标准，就可以算：其一，积极投身并领导当地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二，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共产主义性质团体的活动并为其中的核心成员；其三在中共成立初期，对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的形成有较大的贡献。这样党的创始人必然就有一定数量，但这没有什么不好，正好反映了这一时期群英结党救中华"的真实历史。（七）中共”一大的发起倡议者谁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倡议者，一般人都认为是陈独秀，或者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是因为这两人无论从共产主义的宣传、研究还是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活动，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也有其他几种不同的说法：1、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在没有搞清楚尼科尔斯基的身份之前，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马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华，在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人进行了交谈，提出了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2、尼科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理由：第一，通过召开代表大会的形式来正式宣告中共的成立，是俄共(布)代表指导中共创建的一贯指导思想和要完成的重要工作任务；第二解密档案已经证明马林只是尼科尔斯基的助手，尼科尔斯基作为远东处的代表，其工作就包含了联络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并帮助他们成立统一的组织的任务；第三，1921年6月前，中共各地党组织尤其是上海党组织的客观情况，决定了他们不能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3、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自行筹备的。理由：第一，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的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并没有要帮助中国建党的事；第二，国际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为6月3日，而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最初日期预定是在6月20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国际代表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活动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因而他们不可能得出中国应马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结论而匆忙要求召开建党大会；第三，国际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于匆忙，是个“早产儿，对中共能否独立开展工作感到悲观，因而他们不可能提出中国应立即召开建党大会的建议第四，据记载，"一大"的主要发起筹备者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共产主义小组来函商谈决定，其中，真正起到组织作用的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五，会议期间，马林等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他不仅未曾出席过大部分会议，而且也未能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施加过影响。（八）关于”一大”的会址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里，现在改称卢湾区兴业路76号，已辟为"一大"纪念馆；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些在学术界已是共识，没有异议。但是除了这两个地方，还在其他地方开了会吗？根据陈公博的回忆，当时为了保密，本来决定是一天换一个地方，后来张国焘为了坚定李汉俊革命的决心，故意在他家里多开了几天会议。尽管会议主要是在李汉俊家里开，但经过专家考证，博文女校实际上是一大的开幕地。陈潭秋在1936年曾回忆：7月底大会开幕了.....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张国焘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交流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都说明了"一大"开幕于博文女校。有研究者根据1921年下半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记载推出：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和第二次会议都在博文女校召开，分别是7月23日和7月24日，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第五天才转到李汉俊家继续开会。（九）一大代表的人生归宿及其生平简介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

知识分子，如湖北的恽代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建立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共存社，他关 于建党的思考和行动也是同时代的佼佼者。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是有贡献的。因此所谓创始 人，只要满足了下列标准，就可以算：其一，积极投身并领导当地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认真学 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二，热情宣传马克思 主义，积极参与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共产主义性质团体的活动并为其中的核心成员；其三， 在中共成立初期，对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的形成有较大的贡献。这样党 的创始人必然就有一定数量，但这没有什么不好，正好反映了这一时期"群英结党救中华"的真实历 史。 （七）中共"一大"的发起倡议者 谁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倡议者，一般人都认为是陈独秀，或者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是因 为这两人无论从共产主义的宣传、研究还是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活动，都是当之无愧的。但 是也有其他几种不同的说法： 1、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在没有搞清楚尼科尔斯基的身份之前，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马 林来华之前国内没有召开"一大"的动议和筹备活动。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来华，在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人进行了交谈，提出了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 2、尼科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理由:第一，通过召开代表大会的形式来正 式宣告中共的成立，是俄共(布)代表指导中共创建的一贯指导思想和要完成的重要工作任务；第二， 解密档案已经证明马林只是尼科尔斯基的助手，尼科尔斯基作为远东处的代表，其工作就包含了联 络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并帮助他们成立统一的组织的任务；第三，1921年6月前，中共各地党组织尤其 是上海党组织的客观情况，决定了他们不能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 3、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自行筹备的。理由:第一，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的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 会之后，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 处，做一些调查"，并没有要帮助中国建党的事；第二，国际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为6月3日，而中 共"一大"会议召开最初日期预定是在6月20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国际代表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 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活动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因而他们不可能得出中国应马上建立中国 共产党的结论而匆忙要求召开建党大会；第三，国际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于匆忙，是个"早 产儿"，对中共能否独立开展工作感到悲观，因而他们不可能提出中国应立即召开建党大会的建议； 第四，据记载，"一大"的主要发起筹备者上海、北京、广州三地共产主义小组来函商谈决定，其中， 真正起到组织作用的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五，会议期间，马林等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他不仅未 曾出席过大部分会议，而且也未能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施加过影响。 （八）关于"一大"的会址 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主要地点是位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 3 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哥哥）家 里，现在改称卢湾区兴业路 76 号，已辟为"一大"纪念馆；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嘉兴南湖召开，这些在 学术界已是共识，没有异议。但是除了这两个地方，还在其他地方开了会吗? 根据陈公博的回忆，当时为了保密，本来决定是一天换一个地方，后来张国焘为了坚定李汉俊革 命的决心，故意在他家里多开了几天会议。尽管会议主要是在李汉俊家里开，但经过专家考证，博 文女校实际上是"一大"的开幕地。陈潭秋在 1936 年曾回忆："7 月底大会开幕了.就在博文女校 楼上举行开幕式。"张国焘也有类似的回忆："我们交流意见的结果，决定 7 月 1 日正式举行大会，开 会地点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都说明了"一大"开幕于博文女校。有研究者根据 1921 年 下半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记载推出：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会） 和第二次会议都在博文女校召开，分别是 7 月23 日和 7 月 24 日，之后休会起草文件占用两天，第 五天才转到李汉俊家继续开会。 （九）一大代表的人生归宿及其生平简介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 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

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代替他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他是武汉小组成员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其三，性格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掌大。下面对13位代表的生平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湖南韶山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即开始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1959）。何叔衡（1875一1935），字玉衡，学名瞻，湖南宁乡人。少年时候读过私塾，中过秀才。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来并入第一师范），在那里成为毛泽东的挚友。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驱张"运动。1920年受聘在岳云中学任国文教员，同年冬同毛泽东等同志在长沙秘密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和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1921年至1927年，历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负责人，并按党的指示，帮助组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5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中国互济会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委，并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等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和瞿秋白、邓子恢等向闽西转移，在福建上杭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王尽美（1898一1925），原名瑞俊，字灼斋，山东营县人。1918年4月，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1921年春，王尽美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

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代替他参加会议的包惠僧（他是武汉小组成员， 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 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 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 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 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 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 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 宣传。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 桂系军阀杀害。 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 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 京，1987年死于车祸。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 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 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 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 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 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 客死加拿大。 下面对13位代表的生平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湖南韶山人。早年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即开始 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1976），中国 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1949～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1959）。 何叔衡（1875—1935），字玉衡，学名瞻岵，湖南宁乡人。少年时候读过私塾，中过秀才。 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来并入第一师范），在那里成为毛泽东的挚友。1918年加入新民 学会。1919年参加"驱张"运动。1920年受聘在岳云中学任国文教员，同年冬同毛泽东等同志在长沙 秘密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和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1921年至1927年，历任中共湘区 委员会组织委员、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负责人，并按党的指示，帮助组建国民党湖南省党 部。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5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7月回国，在 上海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中国互济会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委，并 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等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 争。1935年2月，和瞿秋白、邓子恢等向闽西转移，在福建上杭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人。1918年4月，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 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 版《励新》半月刊。1921年春，王尽美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1月， 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 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 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