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动态》：从哲学高度关注全面深化改革

从哲学高度关注全面深化改革 李德顺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 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表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决策的特点有 很强的务实性:不仅要务当前效益之实,更要务各方面制度改革建设之实。要充分理解这一决策的实质 及其在改革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重大突破性意义,就不能缺少相应的哲学思维。由此而言,我们的哲学研 究当前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适逢走上实践前沿的机遇。 理论要有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 关于“理论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这一点,近年来大家说了很多,马克思关于“问题就是时代的声 音”的教导也被反复提起。但是,对于什么是“问题”和“问题意识”,实际上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 解。而有些基于误解和偏见的理解,实际上恰恰消解或淡化了问题意识。例如:有的鉴于学说体系的多 元化,就只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当作问题,从而忽视了理论问题的公共性意义;有的只把“问题”与 “否定性”联系在一起,以为一味地逆反说“不”才是有问题意识,从而忽视了理论研究的建设性责 任;有的凡事结论在先,只把某些符合当下意图的指定命题当作问题,从而以口号式的宣教代替了科学 论证和探索;有的甚至只把理论之外的现实利益当作问题,从而把选题立项当成了谋利手段,不顾理论 自身发展的逻辑;等等。 这些误解和偏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仅仅从书本或主观意愿出发,忽视了社会实践特别是轻视 人民大众实践对于理论的意义,割断了理论与历史、实践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是理论生命力的源 泉。“问题”,特别是“真问题”,总是与实践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相联系着的,“问题意识”是对 这一联系的自觉反映,并不是什么人可以随便臆造的话语。脱离实践的所谓“问题”和“问题意识” 非但不能发出时代的声音,也难以形成关于问题和问题意识的共识。缺少这样的共识不仅不利于造就 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学术风气,而且容易为各种学术不正之风,如自我封闭式的文化割据行 为、犬儒心态,以及各种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曲学阿世和投机风气等,提供泛滥的条件。 要走出这样的困境,对于理论界自身来说,当然只有转变视角,将目光朝向人类真实的历史和实 践,特別是当代现实的历史和实践,揭示真问题,研究真问题。我们固然要研读经典,但已往的经典都 是前人解读已往历史和实践的成果,若不能从中解读出前人历史实践中的问题、经验和智慧,并使其成 为今天的启迪,那么研读经典也会流于形式,甚至陷入话语的迷宫。所以,只有善于把握已往和今天历 史实践中的“问题”,并把它们联系起来,从实际出发做出自已新的回答,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习近平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2)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国家哲学社会 期刊数据库

14 从哲学高度关注全 面深化改革 李 德 顺 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 的新时期 。在这一时期 “必须以更大 的政治勇气 和智慧 ，不失 时机深 化重要领域改革 ，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 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这表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决策 的特点有 很强的务实性 ：不仅要务 当前效益之实 ，更要务各方面制度改革建设之实。要充分理解这一决策的实质 及其在改革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重大突破性意义 ，就不能缺少相应的哲学思维。由此而言，我们的哲学研 究当前既面临着新的挑战 ，也适逢走上实践前沿的机遇。 一 理论要 有直 面现 实的 问题 意识 关于 “理论研究要有问题意识” 这一点 ，近年来大家说 了很多 ，马克思关于 “问题就是时代 的声 音”的教导也被反复提起。但是 ，对于什么是 “问题”和 “问题意识 ”，实际上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 解。而有些基于误解和偏见的理解 ，实际上恰恰消解或淡化 了问题意识 。例如 ：有的鉴于学说体系的多 元化 ，就只把 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当作 问题 ，从而忽视了理论问题的公共性意义 ；有 的只把 “问题”与 “否定性”联系在一起 ，以为一味地逆反说 “不 ”才是有 问题意识 ，从而忽视 了理论研究 的建设性责 任 ；有的凡事结论在先，只把某些符合当下意图的指定命题 当作问题 ，从而以 口号式的宣教代替了科学 论证和探索 ；有的甚至只把理论之外 的现实利益当作问题 ，从而把选题立项当成 了谋利手段 ，不顾理论 自身发展 的逻辑 ；等等。 这些误解和偏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仅仅从书本或主观意愿出发 ，忽视 了社会实践特别是轻视 人民大众实践对于理论 的意义 ，割断了理论与历史 、实践的联系。理论与实践 的联系是理论生命力的源 泉。“问题”，特别是 “真问题”，总是与实践中必然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相联系着的 ，“问题意识”是对 这～联系的自觉反映 ，并不是什么人可以随便臆造 的话语 。脱离实践 的所谓 “问题” 和 “问题意识 ”， 非但不能发出时代 的声音 ，也难 以形成关于 问题和问题意识 的共识。缺少这样 的共识不仅不利 于造就 “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学术风气 ，而且容易为各种学术不正之风 ，如 自我封闭式的文化割据行 为 、犬儒心态，以及各种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曲学阿世和投机风气等 ，提供泛滥的条件 。 要走 出这样的困境 ，对于理论界 自身来说 ，当然只有转变视角 ，将 目光朝 向人类真实的历史 和实 践 ，特别是当代现实的历史和实践 ，揭示真问题 ，研究真问题 。我们固然要研读经典 ，但 已往的经典都 是前人解读已往历史和实践 的成果 ，若不能从 中解读出前人历史实践 中的问题 、经验和智慧 ，并使其成 为今天的启迪 ，那么研读经典也会流于形式 ，甚至陷入话语 的迷宫。所以 ，只有善于把握 已往和今天历 史实践 中的 “问题”，并把它们联系起来 ，从实际出发做出自己新的回答 ，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习近平说 ：“改革是 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 中得 以深化。” 这是符合 中国实际的一

从哲学高度关注全面深化改革15 个深刻总结,因此也将成为引导改革前行的重要思想资源。实践中的问题,在倒逼改革的同时,也必然 倒逼理论,呼唤哲学的发展。关键在于,我们的哲学是否能够保持对时代“问题”的敏锐和深刻,是 否能够保持面对实践的勇气和智慧。 事实上,仅就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而言,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已经积累了很多。而一些 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的困扰,则往往与哲学思维供给的不足有关 例如:究竟应该怎样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说不清楚”的困扰。诚然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前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 搞清楚”。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思考以后,邓小平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界 定。4这个界定标志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又一次飞跃,形成了新的结论。改革实践带来的变化 证实了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界定的深远意义。然而尽管如此,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觉得“说不清楚”。问 题就在于,人们对自己脑子里想要的那个“清楚”的东西究竞应该是什么样子,尚缺少哲学层次上的 省察和共识。“本质”是相对于“现象”而言的。本质是指决定事物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普遍性因素;现象是在具体过程中由本质所决定并显现本质面目的那些外部特征。一方面,本质与事物 的存在是始终同一的,因此是稳定的;另一方面,现象产生于事物与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则是可变 的。邓小平的界定认为,社会主义必然的、普遍的、核心的特征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5,这才是“本质”;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各种形式和特征,则应理 解成是派生的、多样的、具体可变的“现象”。只有抓住了社会主义普遍必然的核心标志,才能既立场 坚定、方向明确,又敢于解放思想、放手改革。如果缺少这样的理论思维高度,自己的理念仍然停留于 过去的片面经验水平上,把已往或眼下认为“重要”的具体形式和做法统统当作本质,则会觉得邓小 平的本质界定“讲得太少”而“不够清楚”了。 与之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观察和思考的 一个前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总体上究竞是一种同时态的两极对立关系,还是一种历时态的 演进关系?关于这个前提,马克思早有完整的论述,指出两者总体上是人类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两个必然 阶段。尽管如此,现实中几十年的“两大阵营对抗”和“冷战”历史,却造成了人们习惯以“非此即 彼”和“全面对立”眼光看待“资”“社”关系,仅仅注意它们在同时态下相互排斥和对抗的一面。 资本主义的维护者们,当然要拒斥历史否定带来的历史变革的必然性,而乐于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眼下还 具有的某些优势,来证明资本主义“不朽”,这毫不奇怪。值得思考的是,一些社会主义者竟然也不由 自主地迫而随之,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自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忘记了社会主义应有的优 势正是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却把“一切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当成是超越 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这无疑就是一个误区了。如有人不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界定,其中一个疑 点就是:资本主义也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此点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殊不知,脱 离了对象的具体历史阶段性,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产物,社会主义 只能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所达到的水平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这种缺少历史感的“不同 和“超越”意识,必然把某些既有的简单模式凝固化、普遍化,为解放思想设置许多不必要的禁区和 樊篱,无法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广阔的思想理论空间。这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科学 社会主义应有的思维方式。 显然,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感和本质思维,才能透彻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透 彻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才能从根本上看清 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现实中还有大量与之相类似的问题,有待于从理论上包括思想方法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从哲 学高度关 注全 面深化 改革 15 个深刻总结 ，因此也将成为引导改革前行的重要思想资源。实践 中的问题 ，在倒逼改革的同时 ，也必然 倒逼理论 ，呼唤哲学的发展。关 键在 于，我们 的哲学是 否能够保持对 时代 “问题 ” 的敏锐和深刻，是 否能够保持面对实践的勇气和智慧 。 事实上 ，仅就改革开放 30多年来 的实践而言 ，我们面对的 “重大问题 ” 已经积 累了很多。而一些 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的困扰 ，则往往与哲学思维供给的不足有关。 例如 ：究竟应该怎样把握社会主义 的本质?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 “说不 清楚 ” 的困扰 。诚然 ， 上世纪 80年代 ，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前的经验教训时 曾说过 ：对什么是社会 主义 ，我们并 “没有 搞清楚 ”。 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思考 以后 ，邓小 平又有针对 性地提 出了关 于社会 主义本质 的界 定。l4这个界定标志着对社会主义 的认识发生 了又一次飞跃 ，形成 了新的结论 。改革实践带来 的变化 ， 证实了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界定 的深远意义 。然而尽管如此 ，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觉得 “说不清楚 ”。问 题就在于 ，人们对 自己脑子里想要的那个 “清楚 ” 的东西究竟应该是什 么样子 ，尚缺少哲学层次上 的 省察和共识。“本质”是相对于 “现象” 而言 的。本质是指决定事物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 普遍性因素 ；现象是在具体过程中由本质所决定并显现本质面 目的那些外部特征。一方面 ，本质与事物 的存在是始终 同一 的，因此是稳定 的；另一方面 ，现象产生于事物与环境条件 的相互作用 ，则是可变 的。邓小平的界定认为 ，社会主义必然 的、普遍 的、核心的特征就是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Ⅲ5J，这才是 “本质”；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各种形式 和特征 ，则应理 解成是派生的、多样的 、具体可变 的 “现象 ”。只有抓住 了社会主义普遍必然 的核心标志 ，才能既立场 坚定 、方 向明确 ，又敢于解放思想 、放手改革。如果缺少这样 的理论思维高度 ，自己的理念仍然停 留于 过去的片面经验水平上 ，把已往或眼下认为 “重要” 的具体形式 和做法统统当作本质 ，则会觉得邓小 平 的本质界定 “讲得太少”而 “不够清楚 ”了。 与之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 ，怎样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观察和思考的 一 个前提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总体上究竟是一种同时态的两极对立关系 ，还是一种历时态的 演进关系?关于这个前提 ，马克思早有完整的论述 ，指出两者总体上是人类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两个必然 阶段。尽管如此 ，现实 中几十年的 “两大阵营对抗” 和 “冷战”历史 ，却造成 了人们习惯 以 “非此 即 彼” 和 “全面对立” 眼光看待 “资” “社”关 系 ，仅仅注意它们在 同时态下相互排斥和对抗 的一面。 资本主义的维护者们 ，当然要拒斥历史否定带来的历史变革的必然性 ，而乐于千方百计地用 自己眼下还 具有的某些优势 ，来证明资本 主义 “不朽”，这毫不奇怪 。值得思考的是 ，一些社会 主义者竟然也不 由 自主地追而随之 ，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来 自于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 ，忘记 了社会主义应有的优 势正是吸收 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 ，却把 “一切与资本主义对着干” 当成是超越 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 。这无疑就是一个误区了。如有人不理解邓小平 的社会主义本质界定 ，其中一个疑 点就是 ：资本主义也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就此点而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什么不 同?殊不知 ，脱 离了对象 的具体历史阶段性 ，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产物 ，社会主义 只能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所达到的水平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这种缺少历史感的 “不同” 和 “超越”意识 ，必然把某些既有 的简单模式凝 固化 、普遍化 ，为解放思想设置许 多不必要 的禁 区和 樊篱 ，无法为创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广阔的思想理论空间。这 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也不是科学 社会主义应有 的思维方式。 显然 ，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感和本质思维 ，才能透彻理解社会 主义的 “本质”；只有透 彻理解社会主义的 “本质”，才能讲清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来龙去脉 ，同时也才能从根本上看清 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现实中还有大量与之相类似的问题 ，有待于从理论上包括思想方法上

16《哲学动态》2014年第1期 给予系统回答、总结和提升。否则这些问题不仅会困扰改革决策,而且仍将成为思想混乱的病灶。可 见,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理解和应用,才有助于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共识。 着力使“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在思想方法上,中国能否做到“顶层设 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从而为改革提供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方法论保证,是决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而“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一提法本身,就意 味着一种向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归。 顶层设计”原本是一个工程学概念,后被扩展到各个领域。“顶层设计”主要是以社会实践系统 的整体性和有序性为前提,从系统结构的“顶端”或“高层”着手,去解决一些宏观的基础性问题, 建构必要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如制定全局性的理念和目标,为各子系统提供指导性的原则和方法等。从 哲学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实践的主体、性质、空间和时间范围不同,“顶层设计”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 层次和类型,但“顶层设计”的重点,其本质在于“顶层”。“设计”是将某种理念加以实践具体化的 过程。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总是要有一定理念和“设计”的,只是在涉及顶层理念的情况下 才叫“顶层设计”,所以它强调的是对“顶层理念”的反思和把握。那么,为什么要反思“顶层理 念”?什么是需要重新校正或确立的“顶层理念”?合理有效的“顶层理念”从哪里来?……这些问题 却不是靠“设计”得来的。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在实践中遇到了问题,需要从实践的起始点、出发点、 路径、目标和原则等入手,加以反思和把握,才会重新提出“顶层设计”。也就是说,“顶层设计”的 必要性,往往来自于实践中问题的“倒逼”。归根到底,“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也 需要在最大范围的实践中“摸索”出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顶层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顶层设计”,就是这样总结并确立出来的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过程的一个形象比喻。总体上可以说,人类的发展从来没 有现成的经验和完备的模式可以遵循,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所以,在实践中探索、“摸着石头过 河”总是一种宏观上的常态;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来说,根本的途径 更是只能如此。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是,“摸石头”最终目的是为了“过河”;而“过 河”本身即已经是一个有方向、有目的、有原则的“顶层设计”了。特别是相较于“只想过河却不问 深浅”、“只摸石头不过河”或“既不过河也不摸石头”等其他选择而言,应该说“摸着石头过河”代 表了一种主动、积极、稳妥地实施“顶层设计”的思路。当前我们要的“过河”,简单说就是实现民族 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我们为此而坚定不移地“摸着石头 过河”,这是绝不可以与没有原则的庸俗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相混同的。 总之,“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在理论上并非是一种根本排斥的关系,两者是必须并且能 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现实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切实地实现结合?这里恰恰需要一种哲学上的清醒和自 觉:既需要有“顶层设计”的清醒和自觉,也需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清醒和自觉。这种哲学上的 清醒和自觉,是做到有效结合的思想基础。 其一,说到“顶层设计”,我们一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意义。但是,当现实 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出现了多种解释和应用形态,甚至在某些具体领域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歧义 时,有关下列问题的思考和选择就显得很突出了:已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顶层设计”的主要成果 和经验教训是什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的先进形态?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 理和新成果、新思维来进行有效的指导?如何通过实践来进一步检验证明这种指导的效果和意义?等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16 《哲学动态》2014年第 1期 给予系统 回答 、总结和提升。否则这些问题 不仅会 困扰改革决策 ，而且仍将成为思想混乱的病灶 。可 见 ，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理解和应用 ，才有助于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共识 。 二 着力使 “顶层设计” 与 “摸 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在思想方法上，中国能否做到 “顶层设 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从而为改革提供具有 系统性 、整体性 、协 同性的方法论保证 ，是决定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而 “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这一提法本身 ，就意 味着一种向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 的回归。 “顶层设计”原本是一个工程学概念 ，后被扩展到各个领域 。“顶层设计”主要是以社会实践系统 的整体性和有序性为前提 ，从系统结构 的 “顶端 ”或 “高层 ”着手 ，去解决一些宏观的基础性 问题 ， 建构必要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如制定全局性 的理念和 目标 ，为各子系统提供指导性的原则和方法等。从 哲学角度来看 ，由于社会实践 的主体 、性质 、空间和时间范围不同，“顶层设计 ”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 层次和类型 ，但 “顶层设计” 的重点 ，其本质在于 “顶层”。“设计 ”是将某种理念加以实践具体化的 过程。在实际生活 中，人们 的行为总是要有一定 理念 和 “设计 ” 的，只是在涉及顶层理念 的情况下 ， 才叫 “顶层设计 ”，所 以它 强调 的是对 “顶层 理念 ” 的反 思和把握 。那么 ，为什么要 反思 “顶层 理 念”?什么是需要重新校正或确立 的 “顶层理念”?合理有效 的 “顶层理念”从哪里来?……这些 问题 却不是靠 “设计”得来的。实际的情况是 ，人们在实践 中遇到了问题 ，需要从实践的起始点 、出发点、 路径 、目标和原则等人手 ，加以反思和把握 ，才会重新提 出 “顶层设计”。也就是说 ，“顶层设计 ” 的 必要性 ，往往来 自于实践中问题的 “倒逼”。归根 到底 ， “顶层设计”也离不开 “摸着石头过河”，也 需要在最大范围的实践 中 “摸索” 出来。邓小平关 于社会主义本质 的 “顶层理念”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 “顶层设计”，就是这样总结并确立出来的。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过程的一个形象 比喻 。总体上可以说 ，人类的发展从来没 有现成的经验和完备的模式可 以遵循 ，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会有。所以 ，在实践中探索、“摸着石头过 河”总是一种宏观上的常态 ；对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 的伟大探索来说 ，根本 的途径 更是只能如此。改革 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但是 ， “摸石头” 最终 目的是为了 “过河 ”；而 “过 河”本身即已经是一个有方向、有 目的、有原则 的 “顶层设计” 了。特别是相较于 “只想过河却不问 深浅”、“只摸石头不过河”或 “既不过河也不摸石头”等其他选择而言，应该说 “摸着石头过河”代 表 了一种主动 、积极 、稳妥地实施 “顶层设计” 的思路。当前我们要的 “过河”，简单说就是实现 民族 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 “中国梦”。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我们为此而坚定不移地 “摸着石头 过河”，这是绝不可以与没有原则的庸俗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相混同的。 总之 ，“顶层设计 ”和 “摸着石头过河”在理论上并非是一种根本排斥的关系 ，两者是必须并且能 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现实的问题是 ，怎样才能切实地实现结合?这里恰恰需要一种哲学上的清醒和 自 觉 ：既需要有 “顶层设计” 的清醒和 自觉 ，也需要有 “摸着石头过河” 的清醒和 自觉 。这种哲学上的 清醒和 自觉 ，是做到有效结合 的思想基础。 其一 ，说到 “顶层设计”，我们一 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意义。但是 ，当现实 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出现了多种解释和应用形 态 ，甚至在某些具体领域 已经出现 了实质性的歧义 时，有关下列问题的思考和选择就显得很突出了：已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 “顶层设计”的主要成果 和经验教训是什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中国化的先进形态?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 理和新成果 、新思维来进行有效的指导?如何通过实践来进一步检验证明这种指导的效果和意义?等等

从晢学高度关注全面深化改革17 当然,与顶层设计相关的顶层理论,并不是一些孤立的结论,这方面的理论建设也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不断地有更多新的问题需要通过联系实际加以探索和回答。但是,已往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讨 论,并未达到高度的自觉,也未见得充分和到位,因此也无法将哲学理论上的讨论与现实的“顶层设 计”及其实践联系起来,并给予深刻系统的说明。例如很多诞生于实践中的顶层理念,包括“中国特 色”、“以人为本”、“人民主体”、“先进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一国两制”等在内,它 们的完整逻辑如何?它们对于具体“设计”、“施工”的指导方式和意义如何?它们的代表性话语体系 如何?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尚未从理论上得到充分的展开,而是多半停留于政治和政策操作的层面; 或者流于抽象的话语之争,成了脱离实际的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甚至被仅仅当作口号或 话语权的争夺,而不是对问题本身的思考和回答。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理论空白 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不仅看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与改革实践之间的深刻联系,也容易将顶层 设计置于理论表述不足的境地。 其二,说到“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知道,真正的理论自觉,表现为坚持“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 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双向作尸,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起点和优势。但“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是只要求将既定的结论用于说明 或指导实践,而是同时要求理论本身也要从对实践经验的吸收凝炼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一方 面需要特别重视和强调对实际经验教训的批判总结,不要让经验成为经验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努力从实 践中提升理论、发展理论。后一方面就是要求在实践过程中,要随时批判地研究具体的经验,如摸没摸 到“石头”?是什么样的“石头”?它对于“过河”有怎样的价值和风险?如何使它成为下一步“过 河”的支点?等等。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自己所做、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在理论上的总 结和收获还远远跟不上实践的步伐;我们在实践中很多“摸石头”的成果,并未能与“过河”的普遍 方法和原则联系起来,上升为指导思想和领导决策;甚至如民间所言,在不少问题上“群众已经过河了, 领导还在摸着石头不放!”也就是说,有些“理论”非但不能走在实践的前头,反而扯了实践的后腿 毋庯讳言,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领导与群众脱节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实践,而在于理论上“摸 石头”与“过河”的脱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绝不意味着可以漠视“摸着石头 过河”的历史意义和艰难历程,而是要求对实践过程的每一步脚印,包括一切真实的成功经验、一切 值得总结的教训、一切需要澄清的问题等,都能够加以关注和反映,并经过充分的分析辩驳,在实践的 反复检验下形成结论,提升为理论共识,用来推动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只有这样的双向过程,才能造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内容和清晰逻辑。只有理论体系本身的內容完整、逻辑清晰,才能成 为举国认同的信念基础,使这面旗帜更加鲜明地高扬起来 三要有体制内自我改革的意识 能否充分做到解放思想和理论联系实际,并非仅仅取决于理论工作者个人的觉悟和能力,也并非仅 仅属于每个学者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应该说,这首先取决于整个精神生产体制的活力,更是整个体制的 权利和责任。所以,要使理论更好地面对现实,更好地揭示和回答真实的“问题”,不仅要求整个社会 包括理论界在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且要求我们的精神生产体制本身也要有所改革 在包括理论研究在内的精神文化生产领域,“体制”是一种起基础作用的组织形式,是一个不可或 缺的公共平台。这种组织形式的活力如何,它的效率高低,这个平台容量的大小,其运作的规则及其信 誉度如何等,决定着这个体制下精神生产的面貌和质量。一套好的体制,就是一个推动和展示精神文化 全面可持续发展繁荣的平台。这个体制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才和资源,并通过营造“百花齐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从哲学 高度关注全 面深化 改革 17 当然 ，与顶层设计相关 的顶层理论 ，并不是一些孤立的结论 ，这方面的理论建设也不是一次性 的 ， 而是不断地有更多新的问题需要通过联系实际加 以探索和回答 。但是 ，已往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讨 论 ，并未达到高度的 自觉 ，也未见得充分和到位 ，因此也无法将哲学理论上 的讨论 与现实 的 “顶层设 计”及其实践联系起来 ，并给予深刻系统的说 明。例如很多诞生于实践 中的顶层理念 ，包括 “中国特 色”、“以人为本”、“人 民主体 ”、“先进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一国两制”等在内，它 们的完整逻辑如何?它们对于具体 “设计”、“施工 ” 的指导方式和意义如何?它们 的代表性话语体系 如何?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尚未从理论上得到充分 的展开，而是多半停 留于政治和政策操作的层 面； 或者流于抽象的话语之争 ，成了脱离实际的空谈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甚至被仅仅当作 口号或 话语权 的争夺 ，而不是对 问题本身的思考和回答。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这些理论空 白 导致的后果就是 ：我们不仅看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与改革实践之间的深刻联系 ，也容易将顶层 设计置于理论表述不足的境地。 其二 ，说到 “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知道 ，真正的理论 自觉 ，表现为坚持 “实践出真知” 的认识论 导向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双向作尸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起点和优势。但 “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单 向的，而是双 向的；不是只要求将既定 的结论用 于说 明 或指导实践 ，而是同时要求理论本身也要从对实践经验的吸收凝炼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一方 面需要特别重视和强调对实际经验教训的批判总结 ，不要让经验成为经验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努力从实 践中提升理论 、发展理论 。后一方 面就是要求在实践过程中，要随时批判地研究具体的经验 ，如摸没摸 到 “石头”?是什么样的 “石头”?它对 于 “过 河”．有 怎样 的价值和风 险?如何使它成为下一步 “过 河” 的支点?等等。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们对 自己所做、所经历的很 多事情 ，在理论上 的总 结和收获还远远跟不上实践的步伐 ；我们在实践 中很多 “摸石头” 的成果 ，并未能与 “过河” 的普遍 方法和原则联系起来 ，上升为指导思想和领导决策；甚至如 民间所言，在不少问题上 “群众 已经过河了， 领导还在摸着石头不放 !”也就是说 ，有些 “理论”非但不能走在实践的前头 ，反而扯了实践的后腿。 毋庸讳言 ，出现理论与实践脱 节、领导与群众脱节 的原 因，主要不在于实践 ，而在于理论上 “摸 石头 ”与 “过河” 的脱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绝不意味着可 以漠视 “摸着石头 过河 ”的历史意义和艰难历程 ，而是要求对实践过程 的每一步脚 印，包括一切真实 的成功经验 、一切 值得总结的教训 、一切需要澄清的问题等 ，都能够加以关注和反映 ，并经过充分的分析辩驳 ，在实践的 反复检验下形成结论 ，提升为理论共识 ，用来推动实践的进一步深化 。只有这样 的双向过程 ，才能造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 内容和清晰逻辑。只有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容完整 、逻辑清晰 ，才能成 为举 国认 同的信念基础 ，使这面旗帜更加鲜 明地高扬起来 。 三 要有体制 内 自我 改革 的意识 能否充分做到解放思想和理论联系实际，并非仅仅取决于理论工作者个人的觉悟和能力 ，也并非仅 仅属于每个学者个人的权利和责任 ；应该说 ，这首先取决于整个精神生产体制的活力 ，更是整个体制的 权利和责任。所以 ，要使理论更好地面对现实 ，更好地揭示和回答真实 的 “问题”，不仅要求整个社会 包括理论界在 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而且要求我们的精神生产体制本身也要有所改革 。 在包括理论研究在 内的精神文化生产领域 ，“体制”是一种起基础作用 的组织形式 ，是一个不可或 缺 的公共平台。这种组织形式的活力如何 ，它的效率高低 ，这个平 台容量的大小 ，其运作 的规 则及其信 誉度如何等 ，决定着这个体制下精神生产的面貌和质量。一套好的体制 ，就是一个推动和展示精神文化 全面可持续发展繁荣的平台。这个体制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才和资源 ，并通过营造 “百花齐放

哲学动态》2014年第1期 百家争鸣”的局面,经过比较和检验,让真理性知识和健康的价值观念呈现出来,那么就不仅能促进 思想理论和精神文化不断出精品,而且能为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正能量”, 巩固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反之,如果这个体制不健全,比如过于简单零乱或者过于狭隘僵 化,就不仅会造成人才和资源向“体制外”流失,而且也会导致“体制内”精神生产能力衰竭、退化甚 至变形,滋生不利于改革发展的“负能量”。假如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体制就要加以改革了 习近平同志尖锐地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 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6这个警示十分值得我们关 注。虽然这里说的“体制”是指整个国家体制,并非单指精神生产体制,但却显然与精神生产体制有 关。“一些思想观念障碍”之所以会来自“体制内”,是否也反映出这样一种现象:精神生产领域有些 体制性的弊病与某种“利益固化”的因素有关,甚至成为其设置“藩篱”、施加影响的通道或舆论工 具?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工作体制,是一个过于行政化的体制 过分依靠行政路径来实施资源调配以掌控学术和舆论导向,甚至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也要采用形式化 的具体指标(如发表刊物的级别、所获立项的规格、得到领导批示的效果等),以便于行政权力实施 绩效管理”,等等。这些做法难免形成一些体制性的弊病。一方面,它使体制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过分 依赖于所获得资源支持的力度,而不是研究过程本身的力度和成果的质量,这就事实上造成了以现实利 益链取代基本科学规范的不良后果:学术上出现急功近利、学风浮躁,学术人才成长压力和焦虑增大, 真正高端的理论成果匮乏,等等。这些都极不利于遵循科学规律、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突破性成果的成 长,因此也不利于凝聚支持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共识。这种弊病产生的另一方面可能的后果是:行政权 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过度膨胀,往往会形成某些依附于行政权力的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通过体制 “固化”为思想观念的话语特权,从而导致以局部或部门利益代替整体利益、以权力代替真理的局面。近 年来,体制内的某些本来属于公共平台的设置和活动,如管理机构、刊物、会议等,日益圈子化,名为理 论探讨,实际是以利益为中心,自行其是。其结果将使党和人民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方面的权利被肢解 无法贯彻党性与人民性、价值与真理之间高髙度一致的原则。现实中一些打着意识形态旗号,力图使中国改 革重走“老路”或走上“歧路”的种种奇谈怪论,往往不易得到及时澄清,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关系。 总之可以说,基于中国目前精神生产体制的状况,使它愈发不能脱离全面深化改革的视野,势必成 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文化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根本之道,而这方面的改革 如何深入,更需要有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只有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握改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的基础 上,进一步理顺精神生产领域中责、权、利的关系结构,让“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实践和历史 负责”的原则成为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切实导向及评价标准,才能为我们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奠定基 础,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 [1][2][6]习近平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3]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4][5]参见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贾红莲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18 《哲学动 态》2014年 第 1期 百家争鸣”的局面 ，经过 比较和检验 ，让真理性知识 和健康的价值观念呈现 出来 ，那么就不仅能促进 思想理论 和精神文化不断出精品 ，而且能为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 “正能量”， 巩固党和人民共 同奋斗的思想理论基础。反之 ，如果这个体制不健全 ，比如过于简单零乱或者过于狭隘僵 化 ，就不仅会造成人才和资源向 “体N#I-”流失，而且也会导致 “体制 内”精神生产能力衰竭 、退化甚 至变形，滋生不利于改革发展的 “负能量”。假如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体制就要加以改革了。 习近平 同志尖锐地指 出：“冲破思想观念 的障碍 、突破利益 固化的藩篱 ，解放思想是首要 的。在深 化改革问题上 ，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 自体制外 而是来 自体制 内。” 这个警示 十分值得我们关 注。虽然这里说 的 “体制 ”是指整个 国家体制 ，并非单指精神生产体制 ，但却显然与精神生产体制有 关 。“一些思想观念障碍”之所以会来 自 “体制内”，是否也反映出这样一种现象 ：精神生产领域有些 体制性 的弊病与某种 “利益固化” 的因素有关 ，甚 至成 为其设 置 “藩篱”、施加影响的通道或舆论工 具?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工作体制 ，是一个过于行政化 的体制 ： 过分依靠行政路径来实施资源调配以掌控学术和舆论导向 ，甚至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也要采用形式化 的具体指标 (如发表刊物 的级别、所获立项 的规格 、得到领导批示的效果等 )，以便于行政权力实施 “绩效管理”，等等 。这些做法难免形成一些体制性 的弊病。一方面 ，它使体制 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过分 依赖于所获得资源支持的力度 ，而不是研究过程本身的力度和成果的质量 ，这就事实上造成了以现实利 益链取代基本科学规范的不 良后果 ：学术上出现急功近利 、学风浮躁 ，学术人 才成长压力 和焦虑增大， 真正高端的理论成果匮乏 ，等等 。这些都极不利于遵循科学规律 、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突破性成果的成 长 ，因此也不利于凝聚支持全面深化改革 的理论共识。这种弊病产生的另一方面可能的后果是 ：行政权 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过度膨胀 ，往往会形成某些依附于行政权力的特殊利益 ，这些特殊利益通过体制 “固化”为思想观念的话语特权 ，从而导致以局部或部门利益代替整体利益 、以权力代替真理的局面。近 年来 ，体制内的某些本来属于公共平台的设置和活动，如管理机构 、刊物 、会议等，日益圈子化，名为理 论探讨 ，实际是以利益为中心，自行其是。其结果将使党和人民在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方面的权利被肢解 ， 无法贯彻党性与人民性、价值与真理之间高度一致的原则。现实中一些打着意识形态旗号，力图使中国改 革重走 “老路”或走上 “歧路” 的种种奇谈怪论 ，往往不易得到及时澄清 ，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关系。 总之可以说 ，基于中国 目前精神生产体制 的状况 ，使它愈发不能脱离全面深化改革 的视野 ，势必成 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 目标之一。文化体制改革是增强 中国 “软实力” 的根本之道 ，而这方 面的改革 如何深入 ，更需要有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只有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握改革 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的基础 上 ，进一步理顺精神生产领域 中责 、权 、利的关系结构 ，让 “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实践和历史 负责”的原则成为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的切实导向及评价标准 ，才能为我们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奠定基 础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 注 释 [1][2][6]习近平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3]xl~1Z,平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参见 《邓小平文选》第 3卷 ，第 137页。 [4][5]参见邓小平 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贾红莲